北魏孝文帝元宏,所施行的汉化改革(史家成为所谓“太和改制”),影响后世深远,也为他赢得了隆高的历史地位,直至今日,仍在历史教科书中饱受肯定和称颂。
北魏高祖孝文帝:元宏,历史上一切改革成功的关键,都在于一方面尽量减小反对势力,另一方面尽量扩大支持势力,也就是尽可能赢得更多利益集团的支持。否则,纵然有再宏大的远景,执行者怀着再美妙的设想,本身又具有再高尚的品格,也注定失败。如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其失败的根本原因,都无不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而无力遏止。
元宏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元宏作为一个手腕高明的政治家,切实赢得了北魏帝国内部最重要利益集团的支持,保障了他们核心利益不受损伤,甚至反而因为改革而大大得益。元宏首先做的是辩亲疏,正名位,由此赢得了帝国核心领导层的鼎力支持。
北魏帝国开国君主拓跋珪,最初起兵时只是个逃亡少年,得到了拓跋氏族人大力支持,因此立国后一气追尊了整整二十八代先祖为皇帝,皆给予谥号,其中原鲜卑代国三位君主,又加以三祖庙号:拓跋力微为始祖神元皇帝,拓跋郁律为太祖平文皇帝,拓跋什翼犍为高祖昭成皇帝;因此,人数繁多的整个拓跋氏族人,全都成为形式上的北魏皇族一员。
魏道武帝:拓跋珪
而拓跋珪死后,谥号只是烈祖道武皇帝。宗法太庙中,“烈祖”一向低于“太祖”和“高祖”,因此拓跋珪这个开国皇帝,在北魏帝国历史长期也仅仅被视为继统之君。
一直到元宏即位后的太和十四年(490年),拓跋氏亲贵大臣依然主张「然此帝业,神元为首」,「平文、烈祖,抗衡苻石,终平燕氏,大造中区。将开启北魏帝业的拓跋珪排在生前只是代王的拓跋力微、拓跋郁律之下。也唯有如此,那些并非拓跋珪子孙,而仅仅是拓跋力微、拓跋郁律后人的远支宗室贵族,才能和真正的皇族子弟平起平坐。
次年即太和十四年(491年),元宏毅然下诏「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烈祖。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与显祖为二祧,余者以次而迁。
将拓跋珪庙号改为“太祖”,为其开国之君地位正名,同时和一统北方的世祖拓跋焘并列为“百世不迁”之祖,剥夺了平文皇帝拓跋郁律“太祖”庙号,将其从帝国太庙迁移,因此也就等同于取消了远支拓跋贵族的皇族地位。此举使得身为拓跋珪子孙的近支皇族的政治地位大大提升,他们原本就在帝国军政舞台处于相对重要位置,自然对此乐见其成,大力支持。
紧接着,元宏又开始了配套的爵位改革,一方面精简冗余,特别明确了“非皇族不得封王”原则,(类似于刘邦的“白马之盟”),另一方面又并不影响原有既得利益者的实际利益。北魏建国时,最早是拓跋宗室和各部落首领皆封王爵,另外沿袭了魏晋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人数庞大驳杂,名爵过多过滥。
拓跋珪于天赐元年下令改制,精简为王、公、侯、子四等爵;规定王爵第一品,公爵第二品,侯爵第三品,子爵第四品,只有皇子和异姓有大功的元勋功臣可以封王,原宗室王和部落首领封王者皆降为公爵,最后封王十人,公爵二十二人,侯爵七十九人,子爵一百三人。但因为这些爵位都可以子孙世袭,经历近百年数代皇帝后,到元宏在位时期,有封爵者的数量再次膨胀泛滥,爵位含金量贬值,自然就难以赏功和激励人心。元宏于太和十六年(492年),下令新一轮爵位改革,非开国皇帝拓跋珪子孙的远支宗亲、以及异姓王,其王爵都降为公爵,原公爵降为侯爵,侯爵降为伯爵,子爵男爵如旧。并且不再授予非拓跋珪子孙(即元氏皇族)之人以王爵,并定公爵为第一品,侯爵第二品,伯爵第三品,子爵第四品,男爵第五品,明确五等爵制的等级。对之前的王、公、侯等众多贵族来说,元宏只是降低了他们的名号,没有降低他们品级和实际利益,所谓「名易于本,而品不异昔」,因此也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当然拓跋氏(元氏)的远支王公,仍不免不满。如从东阳王被降封为平阳郡公的元丕,历仕六帝,官居宰辅,正是反对迁都洛阳、更易鲜卑旧俗的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后来元丕默许了他两个儿子元隆、元超,参与太子元恂的谋反计划。事败后,二子被杀,元丕因为年届八十,垂垂老矣,被免死贬为平民。元宏在提高近支皇族待遇、降低远支宗室政治地位的同时,又拉拢了一个实力庞大的政治集团,那就是北方汉人士族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