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重农抑商政策出现的原因及意义(汉代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及影响)

汉代重农抑商政策出现的原因及意义

摘  要：汉代可谓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正式形成与成熟时期，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由于其自身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汉初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与秦相比又有所异同，而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较秦更加制度化和法律化，其实践意义更大，自汉以后商人、官僚、地主之间的联系越益密切，三位一体逐渐形成，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在汉代可谓达到顶峰，而汉以后历朝历代的重农抑商也仅是作为一种传统观念得到继承和发展，辅助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

重农抑商思想的提出始于先秦时期，到秦汉时期正式形成并趋于成熟，此后成为中国历朝历代政府控制经济的指导思想。历来关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研究十分丰富，有重农抑商的思想与政策之辨，有对重农抑商形成的原因、实施措施及意义评价的分析等。本文在众多研究重农抑商的专家学者的基础上，博采众家的观点，着重通过与秦朝的对比简论汉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变化，突出汉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与其政治经济环境的重要关系及其实施相关措施的重要意义。汉代重农抑商政策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对于农业的更加重视，“抑商”内容的变化等，使重农抑商政策在实践基础上更具制度性和法律性。自汉以后重农抑商逐渐成为一种传统观念，商人的商业经济性与政治性联系更为密切。

一、汉初的政治经济环境

（一）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秦朝短暂而亡，历经四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汉代建立后则在秦朝的基础上巩固国家统一，逐步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各方面的大一统。而汉初建立的时候，由于实行有别于秦朝郡县制的郡国并行制，之后导致中央与地方诸侯国的王国问题严重。汉初地方上的诸侯王拥有财、政、军等大权，尤其是地方一些诸侯笼络商人牟取暴利，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中央政府一方面解决王国问题，另一方面对商人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扰乱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现象给予打击，以维护汉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汉朝的统一。

（二）生产凋敝

汉初政权建立在秦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秦朝灭亡后中国又经历了4年的楚汉争霸战争，汉朝是在国家历经战乱、千疮百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汉初统治建立后，汉朝统治内依然存在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汉初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①]的现象。战乱使汉初生产凋敝，“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饢，作业剧而财匮。”[②]汉初国家社会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疾苦、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的社会状况仍然存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③]的现象，农业的破坏，国家对粮食的巨大需要使统治者不得不加强对农业的重视，从而保障农业生产，保障人民生活和国家财政的需要，巩固统治基础。

另一方面，汉初生产凋敝、社会经济不发达，而商人却与国家争利使得商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其中商人对产品、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抢夺则越演越烈。在秦以前及秦朝时都存在商人与国家争利的状况，而到汉初的时候国家与商人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以至于汉初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其中对农业和商人的控制则尤为明显。汉初国家生产凋敝，财政匮乏，人民生活贫苦，而一些大商人却囤积居奇、贱买贵卖，更与国家争夺“山海陂泽之利”[④]，这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⑤]的统治观念相矛盾，必然会引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不满。有些大商更是资财万贯、富可敌国，例如汉初的富商曹炳氏有巨万资产，师氏有千万财产，刁间也是千万起富，宛孔氏资产数千万等，而商人“以末致财，以本守之”[⑥]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商人在致富之后不是扩大发展商业而是加紧对土地的掠夺、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得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依附于大商人的奴隶等，商人对农民的剥削损害了国家在农民身上的利益，更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土地与人口资源紧张的矛盾，严重威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重农抑商的政策势在必行。

除此之外，在文化上的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农本思想，先秦儒家“义利观”的道德规范、法家“抑商”思想的影响、小农经济下社会风气的影响等都促进了汉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