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牢之的悲剧人生故事：刘牢之的盖世武勋与武人势力的崛起

刘牢之的悲剧人生：刘牢之的盖世武勋与武人势力的崛起

世族大体萌芽于西汉，其“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与王者同乐”（《史记·货殖列传》）。及至东汉政权在豪强支持下建立后，门阀世族逐渐形成，“世族”与“单家”之别已成公认。魏晋时，这一分别成为定理，也就是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职役考一》中说：“魏晋以来，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选举，私门以此定婚姻，寒门之视华族，如冠履之不侔。”由此可见，士庶畛域已极为严格。其实不仅平民、官宦如此，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室也不能幸免。《晋书·武元杨皇后传》载：“泰始中，博选良家少女以充后宫······名门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唯因皇室只代表权力而非门第，即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论及血统，也不及世家大族高贵。不但婚媾不得相通，世族与寒门之间的交游仕宦也泾渭分明，各不相入。如霍原“观太学行礼，因学习之，贵游子弟闻而重之，欲与相见，以其名微，不欲昼往，及夜共造焉（《晋书·霍原传》）。”又如《晋书·阎缵传》言：“国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

总而言之，世族集团非一朝一夕所成，我们也不难见到寒门在社会生活等各领域所遭受的排斥和贬低但“日中则昃，月满则亏”，任何事物达到极致时，它的崩溃就为之不远了。东晋末年，世族集团内部党政不断，加上其自身的腐化堕落和北方异族的不断南侵，世族的实力受到极大削弱，这就给寒门的乘隙而起创造了机会，其中北府武人的得势最具代表性，刘牢之便是标志性人物之一。作为北府军名将，刘牢之的崛起和败亡与寒门势力的兴衰在东晋末年有着短暂一致的同一脉动期。因此，通过对刘牢之“一人而三反”的悲剧人生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当时社会变革的复杂脉络。

 一、“世以壮勇称”——刘牢之的家世及阶层：

刘牢之（？——402年），字道坚，生于晋陵郡京口，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身于尚武世家。其“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历北地、雁门太守。父建，有武干，为征虏将军。”故而刘家“世以壮勇称。”

自八王之乱始，北人因战乱而大规模南迁，其中徐州籍移民是一支人数十分可观的群体，而祖籍彭城的刘牢之家族正是这一支南迁移民中的一分子。他们同其他移民被统称为“侨人”。侨人南迁，大多是处于自发而非官府居中谋划，所以到达南方的侨人有的聚居，有的散居，形成“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的局面。东晋建立后，为了管理侨人，设置了大批没有实土的侨置州、郡、县，侨州与它所属的侨郡、侨郡与它所属的侨县往往并不彼此不相连，甚至相隔很远。侨人分散而居的现实也使得这些侨置机构格外多杂，仅刘牢之家族所在的晋陵(今江苏常州)一郡就有侨立的徐、兖、幽、冀、青、并六州的十多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机构。这就导致各州侨人既与江南土著杂处，又彼此相互混居，却分属于不同的州、郡、县管理。举例而言：比如A君祖籍并州，今侨居于晋陵郡京口。他对门的张三是幽州人，隔壁的李四是青州人，巷子口的王五是本地人，若一日巷里发生纠纷——张三和李四打架，误伤王五，而A君恰巧目睹，那就得惊动幽、青、并三州和晋陵的四位长官同来受理此案。由此可见，东晋此时的行政体系已极为臃肿，多地不同风俗的异乡人共居一处，也很难融洽相处。所以，徐州籍移民在晋陵郡形成了以旧有地缘籍贯为纽带的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他们既被迫地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同时还顽强地保持其自身固有的文化特征。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除了京口地域的移民环境外，还与东晋的户籍制度有关。

流民南下之初，多数还想重返故里，所以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而且侨人初至，并无产业，朝廷又依仗其武力为北伐资本，故而便不得不给予优抚特权。因此，东晋对侨人和南方土著居民实行了区别管理——两者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以户籍为例，记录南方土著人资料的原本是朝廷的正式户籍，为防虫蛀，所用纸张均用药物处理，呈黄色，故称“黄籍”；而记录侨人的户籍只是临时之用，使用没有经过处理的白纸，又称“白籍”。白籍侨民可享免税、免劳役的特权，而黄籍的本地百姓却依然要交粮纳税。起初，在北伐大业的感召下，江南土著还肯出力，但随着北伐的多次失利，侨人重返无望而又居处既久，人安其业，自然就引起土著的极大不满。

力孤并非势弱，恰恰相反，生活在自我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中的侨人尽管是战争难民，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强势群体。作为流民中的一分子，刘氏家族当然也不例外。中国在唐宋以前，北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南方，而且北来侨人“人多劲悍”，富于战斗经验，往往是以武装集团的形式涌入南方，桓温曾说：“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这对南方土著构成了从文化到武力的全方位优势。比如司马皇族、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上品高阀皆为侨人，而南方原有大族如顾、陆、朱、张等在东晋的历史上从未进入朝廷的决策高层。由此可见，刘牢之的家族相对比土著而言是具有地位优势的。那么，刘氏在侨人中的地位又如何呢？

武勇善战的刘家并非寒庶之家，但在士族中的地位也极为有限。东晋时期，高门世族操纵着社会的政治、舆论，并且在重文轻武之风日盛的社会环境下，以武勋迈入世族门槛的刘氏在显贵子弟眼中自然是属于庸鄙一类，他们是不屑为伍的。所以即便刘氏世代为将，也并不属于高等贵族阶层，而是属于低级士族。低级士族在政治、社会与文化地位上于高等士族相差甚远，特别是在文化上，不以学术见长而以勇猛善战著称的低级士族饱受显贵子弟的歧视，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单一，只得依靠沙场建功。随着高门世族的腐化堕落，名门贵胄的军政能力衰退，便不得不依仗低级士族，这就给低级士族的趁势而起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刘牢之生于此时，长于此时，在家族的熏陶下，他不但“沈毅多计划”，而且武力卓群，很快就成为武人崛起的标志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