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杨伯峻先生“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之陈侯为夏徵舒说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于《宣公十一年》“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一句下有注曰“此陈侯若谓是陈成公,则此时在晋,尚未为侯,且不得离晋而与楚盟。疑是夏徵舒,则楚夏与之盟,而冬又讨杀之,故《读本》云‘知讨乱非其本志’”。我觉着杨先生的这个说法有问题。
先截取《左传》中关于此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徵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二子奔楚。——宣公十年 | 传。
二、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宣公十一年 | 经。
三、夏,楚盟于辰陵,陈、郑服也。——宣公十一年 | 传。
四、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徵舒,轘诸栗门,因县陈。陈侯在晋。——宣公十一年 | 传。
五、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宣公十一年 | 传。
另截取《史记》中关于此事的前因后果。
一、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於夏氏。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陈世家》
二、成公元年冬,楚庄王为夏徵舒杀灵公,率诸侯伐陈。谓陈曰:“无惊,吾诛徵舒而已。”已诛徵舒,因县陈而有之。——《陈世家》
三、(楚庄王)乃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而立之,复君陈如故,是为成公。——《陈世家》
四、十六年,伐陈,杀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诛之也。——《楚世家》
五、庄王乃复国陈后。——《楚世家》
杨先生《注》“二子奔楚”,引《陈世家》“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所以后来注“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一句时,杨先生便提出此处的陈侯“疑是夏徵舒”。且再后注“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更明确提出“今年夏楚庄犹以夏徵舒为陈侯而与之盟,则此冬讨徵舒,非仅因其杀君而已。或者夏徵舒杀灵公而自立,陈国必有不服者,自易生乱,楚亦因而讨伐之。”
但是夏徵舒自立事只见于《史记》而不见于《左传》。读《春秋左传注》其它部分可知,杨先生在注《左传》文时,应该是有一些原则的。如果出现其它古籍内文字与《左传》有异议时则几乎全从《左传》,比如《宣公二年》注“趋登”引臧琳《经义杂记》所释,杨先生云“以《公羊》解《左传》,不足信”。言之凿凿。其它诸如《谷梁》、《国语》也甚多。
而当史例超出《左传》所述时,杨先生也多是审慎存疑,还是以《左传》为准。就以《史记》来说,杨先生也举例甚多。比如还是《宣公二年》,注“提弥明死之”,杨先生曰“《晋世家》所叙盖本《左传》,唯以提弥明作(‘亓’中下部多一竖)眯明,并以之为晋宰夫,则与《传》异”。杨先生其实在《注》中多次强调,解《左传》当以《左传》本文解,比如仍《宣公二年》注“舍于翳桑”句,杨先生引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公羊传》、《晋世家》及其他后人所注“翳桑”后云“诸书自以为桑树之下,但非《左氏》本义,解《左传》仍当依《左氏》文法”。
可是杨先生在解“陈侯”一词时,为何又独用《史记》?
杨先生所谓“陈成公此时在晋,尚未为侯,且不得离晋而与楚盟”,所以就不是陈成公。这个说法很牵强。为何陈午在晋尚未为侯就不可称侯了?据杨先生前面多处注,一国之君死,继位者不称爵,只称子,踰年即可称爵。且《左传》后即有原文“陈侯在晋”,陈午也明显还在晋,不照样称侯?晋楚两国当时虽为敌国,但是也并不是在晋之人即不可与楚会盟。如果不行的话,后来楚“乃复封陈”又如何办到的?
另外还有一点,《春秋》在夏徵舒杀灵公一事上,是既怪罪灵公,也怪罪夏徵舒的。既然如此,即使此处是自立为陈君的夏徵舒前去会盟,《春秋》又怎可能直接称夏徵舒为“陈侯”?《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桓公完自立,当年被杀,《春秋》记作“卫人杀州吁于濮”即可证。
其实《史记》本身关于此事也有疑点。《陈世家》既说“徵舒自立为陈侯”,但在楚庄王入陈杀夏徵舒时却仅说“为夏徵舒杀灵公,率诸侯伐陈”,《楚世家》也只是说“徵舒弑其君,故诛之也”,都是只说了夏徵舒的罪为弑君,绝口未提夏徵舒自立之事。我想,如果夏徵舒真的自立了,楚王讨伐他岂会不提?
杨先生在《注》中还提到“(陈侯)疑是夏徵舒,则楚夏与之盟,而冬又讨杀之,故《读本》云‘知讨乱非其本志’”。我觉着这个前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吧?此处陈侯不是夏徵舒,就不能体现楚王“讨乱非其本志”了么?夏徵舒弑君所为,在正常的想法,本来就是乱,何况《左传》明写了是“夏氏乱”。除非此处所谓“讨乱”之乱是杨先生自己在注“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时认为的“陈国必有不服者,自易生乱”之乱。
他的这种理解,我觉着本身就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我觉着“夏,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就是陈成公,而不是像杨伯峻先生说的是夏徵舒。当然,暂时我读书尚少,不知其它书籍有无此处史实之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