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
一 《周礼》中的乡遂制度
《周礼》把周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划为“国”和“野”两大区域，在这两个区域中，“郊”是分界线，郊以内是“国中及四邻”，郊以外是“野”。“郊”的得名就是因为他处于国和野的交接处。“国”的本义是王城和国都，王城的城郭以内叫“国中”，城郭以外的周边地区就是“郊”，分设“六乡”，即是乡遂制度中的“乡”。郊再往外的地区就是“野”，分设有“六遂”，就是乡遂制度中的“遂”。郊分三乡，而郊分六遂。
郊设 “六乡”，野分六遂”。
乡遂的居民不仅居住地有国、野之分，身份也不同。在《周礼》中，乡和遂的居民都可称为“民”，但六遂的居民还被叫做“甿”、“氓”或“野民”、“野人”，六乡的居民则称为“国人”。
甿”古本或作“氓”、“萌”，本是指田民、野民或野人。
《孟子"滕文公上》：“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乡遂中的社会组织也不同。
《周礼"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
《周礼"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周礼》记载六乡的乡党组织，分为家、比、闾、族、党、州、乡六级，可知六乡居民还多采取聚族而居的方式，保持氏族的残余形式，而六遂的邻里组织分为家、邻、里、酂、鄙、县、遂六级，完全以地域关系、邻里关系取代了血统关系。这是因为六乡居民都是国人，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因此可以依旧沿用传统的血统关系作为团结国人的手段；而六遂居民是野人，这种血缘关系已经被打乱了。（杨宽《古史新探》）
《周礼·地官 ·大司徒》上云：“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六乡和六遂居民都有分配耕地的制度，但作用不同，前者是为了保持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力，保持它们提供兵役和劳役的能力，后者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为的是发展农业生产，均分对贵族的负担。
六遂居民提供的主要是无偿的农业劳动，即前面提到的“籍田”，此外还要提供力役服务，提供贵族祭祀所需的牺牲，提供鸟兽、草木、玉石等特产；六乡居民主要是提供军赋、兵役和力役，当国家有重大事故时，就要召集六乡的居民从事保卫工作，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六遂的居民就没有这种权利。
《周礼"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六乡居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主要的教育课程是“六德”、“六行”、“六艺”，尤其重视“礼”和“射”等教育，如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等。乡饮酒礼不仅是尊敬长老和加强团结的酒会，而且具有商定大事的议会性质，还是选拔人才的活动。所有这些“礼”都和国人的政治权利和兵役义务息息相关。
六乡居民有被选拔的权利。在六乡中，每三年有一次“大比”，由乡中官吏挑选出贤能者，通过乡射礼来请国人评议，然后推荐到国君那里。六乡本身是兵民合一的编制，乡中的各级官吏，同时也是军中的各级将领。可见选拔的贤能同时还是武艺高强者。
从以上可以看出，六乡和六遂的局面分属两个不同的阶层，六乡居民是自由公民，有参与政治、教育和选拔的权利，有服兵役和劳役的义务；六遂局面则没有这些权利，而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并提供各种劳役，是被剥削者。
二 春秋时代各国的乡遂制度
春秋时代有许多国家保留有乡遂制度，其中以齐国最为典型。
《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时，管仲实行“三其国而五其鄙”的政策，把“国”分成21乡，其中工商之乡6个，士农之乡15个。后者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一帅，15士乡可编为三军，中军由齐桓公统帅，上下两军由上卿国子、高子统帅。士农之乡将乡里组织和军队编制结合起来。性质与《周礼》中的六乡相同。
管仲在乡中选拔人才的办法，也和《周礼》中六乡“三年大比”相同，贤能者由乡长推荐，齐桓公亲自接见，授予官职，一年后由长官报告工作成绩，挑选贤者向上推荐，并听取乡里的意见。
在鄙野地区，每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共分为“五属”，分设五大夫。“五属”的性质相当于《周礼》中的六遂。
从一些记载中，也能看出春秋其它一些国家保留乡遂制度的痕迹：
1、宋国。《左传"襄公九年》：宋国火灾，执政乐喜派司徒华臣准备好“正徒”灭火，即国中四乡的正卒；又令遂的长官遂正调遣役夫进入郊内从事保卫；左师、右师又命令四乡的乡正去祭祀。
2、鲁国。《尚书"费誓》：“鲁人三郊三遂”，说明西周初年鲁国已实行乡遂制。《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孟氏将辟，藉除于臧氏，臧孙使正夫助之，除于东门”。臧孙担任司寇，所调遣的正夫，当是国中乡里的正卒，即宋国所谓“正徒”。后来三桓瓜分公室，季孙氏用入其邑者不征赋，不入者加倍征赋的办法，迫使军队成员带着提供兵役的乡邑组织一起臣服于季孙氏。
3、郑国。《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国火灾，执政子产的做法和宋国执政乐喜的做法相似。郑国乡人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能够在乡校中议论政治。
此外，春秋时期保留乡遂制度的一点，就是国人阶层的普遍存在。这些国人在战争中充当士兵，国君和大臣遇到危难，或在继承上发生问题时，常召国人来征询意见。一些国家国君的废立，国人甚至能起决定性作用，一些残暴贪婪的卿大夫也常被国人驱逐或杀死。这种现象在西周厉王时期就已有体现。
《左传"闵公二年》记载：狄人伐卫，卫懿公爱鹤，“国人受甲者”都不愿去打仗，说让鹤去打仗吧，结果卫军大败。
《左传"定公八年》记载：卫灵公苦于晋国逼迫，企图反抗，令公孙贾征询国人：“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国人回答：“五伐我，犹可以战”。于是卫国决定反抗晋国。
《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记载：越国派兵护送卫侯辄回国，卫大夫公孙弥牟召集“众”问道：“君以蛮夷伐国，国几亡矣，请纳之”。“众”都说“勿纳”；公孙弥牟又说：“弥牟亡而有益，请自北门出”，“众”都说“勿出”，结果卫侯辄不敢进入卫国。
由此可知，春秋时各国还保留有许多乡遂制度，把它和《周礼》比较，可知《周礼》中的记载不是没有来历的，还基本保留有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
三 西周时代的“六师”、“八师”和乡遂制度的关系
《周礼》中所说的乡遂制度，基本内容在西周时代已有，但参杂了许多理想化的成分，例如《周礼》说西周有六军，但从文献何金文来看，西周只有六师，到春秋时代，诸侯才有“军”的编制。
西周的主要军事力量有“西六师”、“殷八师”、“成周八师”几种，西六师又称“六师”，驻扎在西土的都城丰镐；殷八师驻扎在原殷的王畿卫国；成周八师驻扎在成周。
西周军队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征四方责”：夷戎部落被征服后，就成为西周的纳贡之臣，向西周进贡币帛、物产和劳动力，如不服从规定，就要受到讨伐。西周金文记载，成周八师曾用于征伐南夷，殷八师用于征伐东夷。
竟卣：“唯白辟父以成师即东，命伐南夷”。
小臣速簋：“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
“六师”和“八师”等，既是国家的军事组织，又是自由公民的地域组织。“师氏”既是军队的军官，又是乡邑的行政长官，他们除统率军队以外，还参加重要的射礼，担任贵族子弟的军事教练，掌管乡邑和降服的夷戎部落。乡邑的长官“邑人”直属于“师氏”。从金文记载看，军队的师氏可以掌管乡邑的“邑人”和“奠人”，前者相当于《周礼》中的乡大夫，后者相当于《周礼》中的野人。此外，师氏还掌管许多集体奴隶性质的夷戎部落，这应当是在奴役这些夷戎以外，把他们当作警卫队。
《周礼》中记载的“六军”制度，与文献和金文中的记载有所不同。师氏既不是六军的长官，也不是乡邑的长官，仅仅是周王的警卫队长，同时担任贵族子弟的教师。
古代雅典，军队也是由自由公民编制成的，居民组织和军事组织也是密切结合的，若干居民区构成一个部落，形成一种兵民合一的组织。雅典除了有自由公民组成的军队外，还有奴隶编成的警察。这和西周很类似。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西周军队中还设有治民的官职，如管理土地的“冢司土”、管理种植的“司蓺”、管理畜牧的“司牧”和管理耕作的“司佃事”等民官。因此对《尚书"牧誓》中，武王在作战前列举“司徒、司马、司空”等民官也就不奇怪了。且由于乡邑组织是由十进制的氏族组织演变而成，故而军队编制也采取十进制。
《尚书"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