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令斯大林和希特勒最怕的人(冰镐托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令斯大林和希特勒最怕的人

在俄国革命的整个历史中以及在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再没有哪个时期能比托洛茨基流亡生涯的最后儿年更困难、更黯淡的了。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个时期是“思想要抓住现实”，然而现实却不符合思想的时期——它们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渊，比以往更狭窄但又更深的深渊。世界充满了惊人的矛盾。资本主义从未像20世纪30年代的衰落与萧条中那样更接近于崩溃而又出现如此急剧的复苏。阶级斗争从未这样迅猛地驱向革命顶峰，而它达到这个顶峰的希望也从未如此渺茫。从未有过那样大批的群众受到社会主义的鼓舞，而他们也从未如此无助和无活力。在现代人类的全部经验中，没有任何事物像第一个工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次试验那样，既崇高又令人生厌。而且，恐怕也没有任何人像托洛茨基那样，其生活跟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和斗争如此息息相关而又如此孤独。他工作的意义与他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呢？任何回答都是不确切的，因为我们还缺乏历史远景；而我们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主要来自我们对苏联革命的判断。如果接受下述观点，即布尔什维克的目标——社会主义——不过是海市蜃楼，革命仅仅是以一种剥削与压迫的形式代替另一种，而且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那么，托洛茨基就像注定会失败的某位神的祭司长，又像一位沉溺于自己的梦想与幻觉中的乌托邦信徒。但即使这样，他也应获得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与梦想家理应获得的那份尊敬和同情，因为他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就算真是一个人命定要蹒珊于从失败到失败的痛苦与血泊中，而且挣脱一个轭绊只是将其脖颈伸向另一个轭绊——即使当他在那茫茫荒漠上跋涉而前面却没有应许给他的土地时，①他对另一种命运的渴望仍然像火炬样在那黑暗与阴森中带来一线光明。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人能像托洛茨基那样如此鲜明和无畏地表达出这些渴望。

然而，俄国革命真的只是用一种轭绊代替另一种轭绊加于人民吗？这真是最后的结局吗？在托洛茨基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于那些探究斯大林主义的人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是有道理的。跟他们相反，托洛茨基却坚信，将来当苏联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时，斯大林主义就会仅仅被看做是“偶然的倒退”。他的乐观主义甚至在他的追随者看来都是没道理的。但是，差不多25年过去了，他的预言听起来虽然仍是大胆的，但并不荒谬。很清楚，即使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社会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那些与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分不开的进步又从内部瓦解着和侵蚀着斯大林主义。对这种发展做出对比，在托洛茨基时代实在是太早了——他想这样做，却不无失误；甚至1/4世纪之后，这种对比仍不十分清楚。但苏联社会显然一直在努力摆脱沉重的债务，并且不乏成功，它还努力发展了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财富。60年代初期与30年代中或50年代初期相比，苏联社会中更少贫困，更少不平等，更少压迫。这个反差如此惊人，因此谈什么“官僚集体主义建立的新的集权奴隶制度”是错误的，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托洛茨基在他最后的论战中与其弟子们争辩的那些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之中，但不是在小圏子里，而日是在全世界的听众面前。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苏联官僚集团是否是一个“新的阶级”，为了结束它的专制统治是需要改革还是革命。但有几点是没有疑问的：斯大林死后头10年的改革尽管是不充分的和自相矛盾的，但仍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整个恐怖统治总有一天会显得只是“一种偶然的倒退”的看法还是激起了当代思想敏锐者的反感。而他则将巨大的历史尺度运用于具体事件与个人命运：“当问题涉及到经济与文化领域里最深刻的变化时，历史中的25年还比不上人一生中的1个钟头。”（他对自己时代的非正义与残暴的敏感并未因为这种长远历史观的倾向而变得迟饨起来——相反，它被磨砺得更加锐利了。正闪为他从未忘记真正人道的社会主义前途，他才如此猛烈地抨击斯大林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败坏。）用他的历史尺度来衡量，苏联社会自他的时代以来所取得的进步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太微乎其微的开头。但哪怕是这样的开头也足以为革命辩护，也可为他对革命所持的基本的乐观主义辩护，也能驱散幻灭与绝望的浓雾。

托洛茨基宏伟的一生与工作是俄国革命经验中的精华部分，实际上也是当代文化结构中的精华部分。他的独特命运和他的努力所具有的巨大的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并证明了他的重要性。如此卓越的智力、如此杰出的能力和如此高贵的殉道精神最终必将释放出其充溢的冲击力，否则就违背了一切历史观念。最崇高、最激动人心的传奇都是由这样的材料造成，但唯有托洛茨基的传奇是完全由记录在案的事实与确定无误的真实构成的。其中并没有翱翔于现实之上的神话；是现实本身上升到了神话的高度。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丰富和辉煌，以至随便拿出它的一个片断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倘若他在30岁或35岁时，即1917年前的某个时候死去，那么他就会跻身于别林斯基、赫尔岑及巴枯宁这样一些俄国思想家与革命家之列，作为堪与他们匹敌的的马克思主义者晚辈。倘若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结束，大约与列宁同时，那么留存人们记忆里的他就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及其国内战争时期的总司令，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导师，他以马克思才有的力量与才华、用以《共产党宣言》之后人们再也未曾听到过的语调向全世界的工人说话。（斯大林分子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极尽歪曲与诬蔑之能事给他抹黑，才从两代人的记忆里抹去他的这形象。）他所主张的思想以及他作为1923年至1929年反对派领导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壮一章的总结和实质。他是本世纪最大的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中的主角，是工业化与计划经济的思想上的倡导者，最后，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抵制斯大林主义拾头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过1927年，他在身后也留下了一份思想遗产。这份遗产是既不会被消灭也不会注定永久湮没的；由于这份遗产，他的许多追随者高呼着他的名字慷慨就义；这份遗产，时间将赋予它愈来愈重要的意义，而新一代苏联人将根据它去探索自己的道路。

在本书所叙述的这时期里，他的思想、著作、斗争、彷徨则是他一生的顶点。我们已经从批判的角度回顾了他的溃败、谬误和失算：他与第四国际的失败，他对西方革命前途的错误估计，他关下苏联改革与革命的盲目看法，以及他晚年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矛盾。我们也综述了他的那些现在已充分和无可争议地被证明是正确的行动：他洞悉到希恃勒上台的致命危险，努力唤醒德国工人阶级、国际左派阵营和苏联对这一危险的警觉，尽管这努力只是一番徒劳；他执著地批判斯大林不仅在指挥经济事务方面，而且特别是在集体化方面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此外他还为反对大清洗进行了最后的伟大斗争。甚至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在处心积虑地清除托洛茨基的幽灵时也含蓄地承认，他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是正确的——多年以后，斯大林之死又唤起了他们的勇气，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像可怜的回声一样，重复着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抗议、控诉与批判。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归根结底，托洛茨基的力量与弱点都同样植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他的失败是泾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种运动陷入主要困境的缩影——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发展的看法与阶级斗争及革命的实际进程之间的矛盾与脱节。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巨大胜利不是在先进的西方而是在落后的东方实现的，是在那些以农民而不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国家实现的。革命的首要目标不是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着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进程表上，只有当旧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它的所有制关系，以至冲破了旧的社会结构时，革命才会发生；革命为充分发展的、先进的以及高效率的生产力创造出新的所有制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而实际情况却是，革命为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创造了最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围绕着不发达的、原始的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真空里建立了公有制与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构想因而被上下颠倒了。超越现存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也同样超越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因此，革命政权不得不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去保卫和发展自身。官僚独裁取代了苏维埃民主制度。国家不但没有趋向消亡，反而执掌了空前之大的权力。马克思主义的规范与革命现实之间的冲突渗透了执政党的整个思想与行为。斯大林主义通过歪曲或抛弃这一规范来寻求冲突的解决。托洛茨基主义则要维护这一规范或者在规范与现实之间保持暂时的平衡直至西方的革命来解决这一冲突和恢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和谐。西方革命的失败就集中体现在托洛茨基的失败之中。

这失败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不可挽回的呢？我们看到，只要托洛茨基还活着，斯大林就不认为他已经被彻底征服了。斯大林的恐惧并非是偏执狂的执迷。政治舞台上其他一些首脑人物也有同感。法国驻第三帝国的大使罗贝尔·库隆德（RobertCoulondre）对他与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前夕的会见所作的一番描述就是惊人的证明。希特勒夸耀他从刚刚跟斯大林签订的协定中捞到的好处，并沾沾自喜地瞻望着未来的军事胜利。大使在回答中试图让他“清醒”一下，就谈到在漫长可怕的战争之后社会动乱与革命可能会接踵而至并可能将交战国政府卷入其中。大使说：“您认为您是胜利者……但是您是否想到另一种可能——胜利者可能是托洛茨基？”希特勒一听就跳了起来(仿佛“心窝上挨了一拳”)，尖叫着说，这种可能（即托洛茨基胜利的威胁）是法国和英国最好不要跟第三帝国打仗的又一个原因。这样，第三帝国的元首与第三共和国的使节在和平的最后时刻，在他们最后一次的勾心斗角中为了互相恫吓而乞灵于被幽闭于地球另一头的一个孤独流亡者的名字。托洛茨基在读到这段对话时评论道：“他们被革命的幽灵缠住了，并且给了它一个人的名字。”

希特勒与大使给了幽灵一个人的名字——托洛茨基，是否给错了呢？完全可以说，尽管他们的恐惧不无道理，但他们可以给幽灵冠以斯大林的名字，而不是托洛茨基的名字——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斯大林战胜了希特勒。然而历史上常有这类情形，潜在的现实远比表面现象更让人难以捉摸。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胜利掩盖了某种深刻的失败因素，而托洛茨基的失败则孕育着胜利。

①此处化用《圣经》原义：被压迫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穿越西奈沙馍，向迦南（即巴勒斯坦）进发，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坚定信念：那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流着奶和蜜的土地。——译注

（摘自《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中央编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