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蒋介石关系如何(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什么要送蒋介石回南京)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蒋介石关系如何

“经国兄面告曹聚仁最近又来函，大意：……赞成余执政，但希望余与经国兄商量决定。如国民大会代表人数不够，现在大陆之国代可使其由澳门转台参加。释放张学良，以张回大陆，交换我被俘高级将领十名回台。愿以三亿万元购买故宫物品。”——陈诚日记（1959年1月14日）

武昌整军初次接触

1930年8月中旬，中央军攻克济南，第11师师长陈诚升任第18军军长。一个月后，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一改中立态度，派遣东北军入关帮助南京中央，迅速瓦解了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反蒋联盟。尽管军中地位存在相当差距，但从年龄角度，33岁的陈诚和30岁的张学良俱为国民革命军带兵将领中的年轻一辈。

陈诚，字辞修，出生于浙江青田，家境小康，按他自己的话说：“布衣蔽体，蔬食果腹，不求精美，深受农村朴实之熏陶，几成第二天性。”1913年2月，陈诚考取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父亲陈希文强烈反对，同时负担几个儿子读书，经济上捉襟见肘。几位族中长辈从旁劝说，陈希文“始允（陈诚）肄业中学半年，下期转浙江第十一师范学校”。（《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国史馆”2012年版）那个时候，师范学校为公费，无需家庭负担，不过毕业后必须教书两年，才能从事其他工作。

张学良从小衣食无忧，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张作霖已是协统（相当于旅长），后来成为“东北王”，于是就有了“张大帅”和“张少帅”的传奇故事。张学良自诩“风流而不下流”，他说：“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有十一个女朋友，情妇！”（张学良口述、唐德刚著：《张学良口述历史》，远流2009年版，第118页）有一回过年，张学良陪着张宗昌等人打麻将牌，整整两天三宿没下桌子，全靠抽鸦片烟维持精神状态。1933年春，张学良因为热河失守，引咎辞职，旋即出洋考察，之前还把毒瘾给戒了。

1934年1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担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陈诚时在江西省“围剿”红军，二人并无交集。是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陈诚兼任副团长，张学良上山请示机宜，与陈诚不过泛泛之交。是年底，蒋介石打算整理陆军，召集张学良、陈诚在南京举行了一次初步协商，陈诚主张“避免强邻注目，不宜另设整理机构”，提出可在张学良以及南昌行营下面，设立督练处或编练处。为了平衡东北军，蒋介石授意张学良保荐副处长，张学良先是推杨琪山，陈诚强烈反对，理由是杨的外公乃袁世凯，属于“军阀余孽”。张学良无趣地说：“辞修，你别误会，我不是给你荐人，而是委员长要我保荐一个副处长，你不接受就算了啰！”（杨安铭：《我所知道的陈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陈诚转而一想，既然要在张学良下面整理军队，干脆就用东北军将领，于是力荐杨正治来做副处长，杨早年担任过保定军校的步兵科教官，说来算是“师生关系”。

1935年3月，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撤销，张学良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陈诚兼任行营附设机构——陆军整理处处长，比较顺利地整理了以东北军为主的炮兵和骑兵部队。10月初，武昌行营结束，张学良调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坐镇西安，陈诚改任宜昌行辕参谋长兼陆军整理处处长，大概有半年多时间没有来往。

安内攘外意见不一

1936年1月，宜昌行辕和陆军整理处合并为委员长行辕，陈诚专任行辕参谋长，开启了这一年的忙忙碌碌。2月中旬，陕北红军东渡黄河，阎锡山的部队勉强招架，无力反击，只好向南京商请援兵。3月25日，陈诚飞抵太原，奉命协调入晋作战的中央军，后在阎锡山一再要求之下，临时担任“剿共”军第一路总指挥。4月底，张学良也赶到太原，与阎锡山、陈诚等人会商夹击红军办法，

5月，“围剿”陕北红军多次碰壁的张学良开始相信“联俄联共”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甚至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8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要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张学良表示赞同，愿意面蒋说和，结力抗日，为了试探可行性，他乘“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先通过冯庸向陈诚表达抗日决心：“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册，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3页）

陈诚时任委员长行辕参谋长，又身兼数职，时而北上协助阎锡山“围剿”红军，时而南下斡旋广西与南京的政治矛盾，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大忙人。听完冯庸一席话，陈诚不知究竟，一面建议蒋介石“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国史馆”2007年版，第214页）一面致电张学良：“抗日为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此义决无异辞，不过此中必须有整个计划，与一定步骤。剿匪与抗日，应分先后，实事势之不得不然。”（《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国史馆”2009年版，第93页）

接到陈诚报告，蒋介石心事重重，20日晚上甚至难以入眠，第二天在日记中曰：“研究对汉卿（张学良）办法，自悟昨夜之过虑。以汉卿性质与环境之现实，现时自由行动非所能也。以后夜餐后不可处理要事，古人‘急事缓处’与‘事待天明’二语实有至理也。”（《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五册）》，“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149页）蒋介石觉得冯庸之言未必可靠，“此事亦不便函电明问汉卿”，希望陈诚亲自去一趟西安，当面谈谈。陈诚结合汤恩伯在陕北截获东北军与中共联络文件，分析张学良可能意图，认为冯庸所言绝非空穴来风，“名为抗日，实则脱离中央，而走入联共投俄之途径”。碰巧汉口日租界发生日警吉冈被杀事件，陈诚无法脱身，于是修书一封，托人转交给张学良，信中这样写道：“时至今日，诚非抗日，别无出路。钧座毅然决然，以此自矢，忠贞卓识。惟兹事体大，民族存亡所系，非有整个之计划，一致之步骤，以积弱之邦，撄强邻之锋，恐一战容易，而持久为难。”主张先“安内”，救国大计将来可以召开国防会议从长计议。

张学良显得很谨慎，22日致电蒋介石，否认自己通过冯庸转话，但明确强调“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册，第1024页）所谓“全国力量”当然包括中共武装。张学良同时再电陈诚，表达自己的抗日主张：“欲谋抗日，必须统一。但统一力量，不应偏重军事，统一全民力量，乃是坚固之武力。”24日，蒋介石复电张学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者，以后请勿与之言。并对所部，严戒其慎行谨言，勿中奸计为盼。”（《西安事变史料（上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年版，第62页）时值北海、丰台等地冲突事件频发，蒋介石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

西安事后再无交集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抵达陕西临潼，目的在于“镇摄”东北军，争取陕甘“剿共”战争的最后胜利。临别之际，蒋不忘电告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可调高射炮密运百灵庙防卫日军，“以后出击部队，应特别注重对战车之防御战术与捕获方法”。一个多月前，蒋介石曾经进驻临潼，指示各部加紧“进剿”，张学良对此表现得很不耐烦，强烈要求调赴绥远抗日前线，甚至表示若再不允许抗日，今后对东北军的统率驭使，“必增困难”。蒋介石事先得到一些情报，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不稳”，但考虑到“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决心再赴陕西。行前，蒋介石调升正在太原、宁夏居间协调绥远抗战的陈诚为军政部常务次长，嘱其迳行入陕。7日，陈诚到达临潼，详细报告了赴晋绥之经过，以及阎锡山、傅作义的绥东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即往西安与张学良晤面。

听完绥远战事的部署情况，张学良不以为然：“中央之对绥远，乃系政治作用，非有诚意抗日，如诚意抗日，应即联俄容共。”陈诚当即列举了国防上的种种准备工作，并且信誓旦旦地说：“一至适当时机，即决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真面目的战争，至于联俄容共，其事决不简单。”张学良没有兴趣讨论抗日准备的细节问题，反而取笑陈诚“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第二天，张学良再度来找陈诚，“自述其抗日之决心，与容共之把握”，同时发泄心中苦闷：“可惜委座不采纳我的主张，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近来屡次对我严辞责备，即使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第194页。）

陈诚当日赴杨虎城晚宴，宴毕又赴东北友人密约，得知“东北军不稳”，“有不利企图”的消息。9日清晨，陈诚急忙赶至临潼报信，蒋介石不为所动，反而指示多与东北军将领正面接触，释义中央政策。东北告密人有言在先，“不愿任何人知其名”，陈诚或许也是将信将疑，所以也没有坚持己见。终于，枪声划破了广袤旷远的关中大地。12日清晨，同时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军政大员们被集中到大厅等候确切消息。旋即东北军送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号外，这才知道出了大事。午后，张学良亲自登门“压惊”，见面即说对不起，“这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事的问题”。陈诚质问：“对人本无问题，余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无顾虑。至于对事，则试问你此种举动，究将何以善其后？委座身系国家民族之安危，设有差池，又将何以对天下后世？”张学良态度坚决地回答说：“我发动此举的用意，计有八项主张，业已通电全国，兄等之名亦已列入，稍待即可送来一阅。你我不必客气，要争要闹，仍同平时一样。”13日，张学良再找陈诚交换看法，结果仍是“安内攘外”和“联俄抗日”的剧烈交锋。此后连续数日，张学良每天不同时间必至西京招待所，向软禁中的军政大员传递事件进展，并与陈诚讨论政府改组等问题。24、25日，张学良均未出现，陈诚猜测大概是与宋子文等会商忙碌。翌日，杨虎城来道歉，始知事件和平解决，张学良已经释放蒋介石，一起飞回南京。

1949年1月，代总统李宗仁为了促成国共和谈，决定释放张学良。李宗仁致电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张汉卿兄现在台省，希就近转知监视人员，先恢复自由，仁并拟约其来京一晤。”陈诚颇为赞同，打电报给下野的蒋介石：“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27日，蒋介石复电：“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

走笔至此，相信读者很想知道当年告密之东北友人究竟是谁？新近出版的《陈诚先生日记》有了答案。1961年12月11日，陈诚记曰：“刘翰东对国家、对领袖之忠诚，双十二事变我得先获悉，即渠痛哭告我，并说他为国家、领袖而告密，等于出卖长官，但不愿我使任何人知其名，明天即为二十五年前之双十二，因有感，故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