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件后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如何?
“经国兄面告曹聚仁最近又来信,大意:……我同意余执政,但我希望余能和经国兄商量决定。如果国民大会代表人数不够,澳门现在可以转台参加大陆国代。张学良,以张回大陆,交换十名被俘高级将领回台。愿以3亿元购买故宫物品。”——陈诚日记(1959年1月14日)
第一次接触武昌整军
1930年8月中旬,中央军征服济南,第11师师师长陈成升任第18军军长。一个月后,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改变了中立态度,派东北军入关帮助南京中央,迅速瓦解了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反江联盟。虽然军队地位差距很大,但33岁的陈成和30岁的张学良都是国民革命军将领中的年轻一代。
陈诚,字辞修,出生于浙江青田,家境小康,按自己的话说:“布衣蔽体,蔬菜果腹,不求精致,深受农村朴实影响,几成第二天性。”1913年2月,陈成被浙江省第十一中学录取。他的父亲陈希文强烈反对,并承担了几个儿子的学习负担。几位族中长辈从旁劝说陈希文“初允(陈诚)辍学半年,下次转到浙江第十一师范学校”。(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国史馆”当时师范学校是公费,不需要家庭负担,但毕业后必须教书两年才能从事其他工作。
张学良从小衣食无忧。八岁时,他的父亲张作霖是协统(相当于旅长),后来成为了一名“东北王”,于是就有了“张大帅”和“张少帅”传说。张学良自诩“风流而不下流”,他说:“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有十一个女朋友,情妇!”(张学良口述,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远流于2009年版,第118页)有一次过年,张学良陪张宗昌等人打麻将牌,两天三夜没下桌,都靠抽鸦片烟维持精神状态。1933年春天,张学良因热河失守而辞职,立即出国考察,以前戒毒瘾。
1934年1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陈诚时在江西省“围剿”红军,两人没有交集。今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开设军官训练团,陈诚兼任副团长,张学良上山请示机宜,与陈诚只是泛泛之交。是年底,蒋介石打算整理陆军,召集张学良、陈诚在南京举行了一次初步协商,陈诚主张“避免强邻注目,不宜设设整理机构”,建议在张学良和南昌行营下设立督练处或编练处。为平衡东北军,蒋介石指示张学良保荐副主任,张学良先推杨琪山,陈诚强烈反对,原因是杨爷爷是袁世凯,属于“军阀余孽”。张学良无聊地说:“辞修,别误会,我不是给你推荐人,而是委员长让我推荐副主任,你不接受就算了!”(杨安明:《我知道的陈诚》和《文史资料的选择》——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军政人物(下)》第89页)陈成转而思考,既然要在张学良下整理军队,就干脆用东北军将领,于是推荐杨正治做副主任。杨早年担任保定军校步兵科教官,说来算是“师生关系”。
1935年3月,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撤销,张学良改为武昌行营主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成为行营附属机构——陆军整理处处长顺利整理了以东北军为主的炮兵和骑兵部队。10月初,武昌行营结束,张学良调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坐镇西安,陈成改为宜昌行远参谋长兼陆军整理处处长,大概半年多没有来往。
安内喧外意见不一
1936年1月,宜昌行远与陆军整理处合并为委员长行远,陈诚专任行远参谋长,开启了今年的忙碌。2月中旬,陕北红军东渡黄河,阎锡山部队勉强招架,无法反击,不得不向南京请援兵。3月25日,陈成飞往太原,奉命协调进晋作战的中央军。后来,在阎锡山的一再要求下,他临时担任“剿共”军队一路总指挥。四月底,张学良也赶到太原,与阎锡山、陈诚等人商量攻击红军的方法,
5月,“围剿”陕北红军多次碰壁的张学良开始相信“联俄联共”这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甚至要求加入共产党。8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改变“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张学良同意,愿意面对蒋说和,结力抗日。为了测试可行性,他利用它“九一八”事件五周年之际,冯庸首先向陈诚表达了抗日决心:“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东北军损失惨重,至今未得到中央补充。抗日覆没比消灭土匪好。抗日图存决定统率所部。”(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二卷,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3页)
陈诚时任委员长行辕参谋长,身兼数职,有时北上协助阎锡山“围剿”红军,时而南下调解广西与南京的政治矛盾,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大忙人。听了冯庸的话,陈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并建议蒋介石“如果你认为抗日时机已经到来,你应该了解领导。如果你认为还不是时候,你必须阻止它,永远不要听它”。(陈诚先生书信集——函电(上)与蒋中正先生交往,“国史馆”2007年版,第214页)一面致电张学良:“抗日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这一意义绝对不同,但必须有整个计划和一定的步骤。剿匪与抗日应分先后,实际情况不得不否则。”(陈诚先生书信集——与朋友书(上),“国史馆”2009年版,第93页)
蒋介石接到陈诚的报告,心事重重,20日晚甚至难以入睡,第二天在日记中说:“研究汉卿(张学良)的方法,意识到昨晚的过分。以汉卿的性质和环境现实,现在自由行动是不可能的。晚饭后,古人不能处理重要,古人‘急事缓处’与‘事待天明’二语实合理的。”(江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五卷)“国史馆”、蒋介石认为,冯庸之言可能不可靠,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149页。“这件事也不方便函电明问汉卿”,希望陈诚亲自去西安面试。结合唐恩伯在陕北截获东北军与中共联络文件,陈成分析了张学良的可能意图,认为冯庸所说的绝非空穴来风,“它被称为抗日,实际上脱离了中央政府,通过联合投资俄罗斯”。碰巧发生了日本警察吉冈在汉口日租界被杀的事件,陈成无法脱身,于是他写了一封书,请人转给张学良。信中写道:“今天,诚非抗日没有出路。钧座毅然决然,以此自矢,忠贞卓识。唯兹事体大,民族存亡所系,没有整个计划,步骤一致,以积弱之邦,强邻之锋,恐怕一战容易,持久为难。”主张先“安内”,未来可以召开国防会议从长计议。
张学良显得非常谨慎,22日致电蒋介石,否认自己通过冯庸转话,但明确强调“就各种方言而言,救亡必须抗日,抗日必须集中全国力量”。(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1024页)“全国力量”当然包括中共武装。同时,张学良再次打电话给陈诚,表达张:“要想抗日,必须统一。但统一力量,不应重视军事,统一全民力量,是强大的力量。”24日,蒋介石复电张学良:“不能与言而与之言,以后请勿与之言。而对所部,严戒其谨行谨言,不中奸计为盼。”(《西安事件史料(上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年版,第62页)北海、丰台等地冲突频发。蒋介石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命令北京、上海、汉朝立即准备一切,严格警告,随时战争”。
事后西安没有交集
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从洛阳抵达陕西临潼,目的是“镇摄”东北军,争取陕甘“剿共”战争的最后胜利。临别时,蒋不忘电告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可调高射炮密运百灵庙防卫日军,“以后出击部队要特别注意战车的防御战术和捕获方法”。一个多月前,蒋介石进驻临潼,指示各部加强“进剿”,张学良对此非常不耐烦,强烈要求调到绥远抗日前线,甚至表示,如果不允许抗日,今后对东北军的统一控制,“必增困难”。蒋介石事先得到了一些信息,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不稳”,但考虑到“国家安全最后的关键”,决心再去陕西。行前,蒋介石在太原、宁夏中央协调绥远抗日战争的陈成为军政部常务次长,并要求他直接进入陕西。7日,陈成到达临潼,详细报告了晋绥之的经历,以及阎锡山、傅作义的绥东抗日作战计划,随后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见面。
听了绥远战事的部署,张学良不同意:“绥远中央之对,是一种政治作用,不是真诚的抗日,如真诚的抗日,应该是俄容共。”陈诚立即列举了各种国防准备工作,并发誓:“在适当的时候,决定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真面目的战争,至于联俄容共,其事绝不简单。”张学良没有兴趣讨论抗日准备的细节,而是取笑陈成“真的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第二天,张学良又来找陈诚,“自述抗日决心,与容共同把握”,同时发泄心中的抑郁:“不幸的是,委座不采纳我的主张,而且左右也有很多不抗日的人,最近多次对我严备我,即使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第194页。)
陈成当天去杨虎城吃饭,宴毕又去东北朋友密约,得知“东北军不稳”,“有不利企图”的消息。9日上午,陈成赶到临潼报信,蒋介石不为所动,反而指示多与东北军将军正面接触,解释中央政策。东北告密人有言在先,“不希望任何人知道它的名字”,陈诚也可能怀疑,所以他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枪声划破了广阔而遥远的关中大地。12日清晨,同时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军政大员们被集中到大厅等候确切消息。东北军立即送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号外,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下午,张学良亲自上门“压惊”,见面说对不起,“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事的问题”。陈诚质问:“对人本无问题,余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绝无顾虑。至于事情,问问你这样的举动会怎么样?委座是国家和民族的安全,有差池,为什么对世界的后代?”张学良坚决回答:“我启动这一举动的目的有八个主张。这个行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通电,兄弟之类的名字也已经列入其中。稍后我就可以发了。你我不必礼貌,要争吵,还是和平时一样。”13日,张学良再次与陈诚交换意见,结果仍然是“安内攘外”和“联俄抗日”剧烈对抗。此后连续数日,张学良每天不同时间必至西京招待所,向软禁中的军政大员传递事件进展,并与陈诚讨论政府改组等问题。24、25日,张学良均未出现,陈诚猜测大概是忙着和宋子文等商量。第二天,杨虎城来道歉,始知事件和平解决,张学良已释放蒋介石,一起飞回南京。
1949年1月,代总统李宗仁决定释放张学良,以促进国共和谈。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致电李宗仁:“现在台省张汉卿兄弟,希望就近转知监视人员,先恢复自由,仁并拟约他来京一会。”陈诚同意,给下野的蒋介石打电话:“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乎听它释放。”蒋介石27日复电:“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乎可暂不置复。否则不知道张学良在哪里,以此事省政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
到目前为止,我相信读者想知道东北朋友是谁。新出版的《陈诚先生日记》有答案。1961年12月11日,陈诚记说:“刘汉东对国家和领导人的忠诚,我必须首先了解双十二事件,也就是说,他哭着告诉我,说他告诉国家和领导人,等于背叛长官,但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名字,明天是25年前的双十二,因为感觉,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