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最后一位名媛：最后的名媛唐薇红传奇一生（照片）(上海滩最后一位名媛小说)
父亲唐乃安。
唐薇红年轻时的照片。
70多岁时的唐薇红。
86岁的唐薇红现在是百乐门年纪最大的客人。南都记者 唐薇 摄
●她的父亲是上海第一个留洋归来的西医，哥哥是宋子文机要秘书
●她的姐姐是“南唐北陆(陆小曼)”之唐瑛
●她的后半生颠沛流离，落魄为弄堂作坊女工聊以糊口
●“文革”时，家中珍藏的书画统统焚烧，高级香水倒入马桶
●如今86岁高龄的她，依然是百乐门的常客，只是行头犹在朱颜改
●李安为拍《色·戒》特意向她请教旧上海上流社会的礼仪
唐薇红的父亲唐乃安是获得庚子赔款资助后的首批留洋学生，之后成为上海滩第一个留学回来的西医；大姐唐瑛是旧上海最有名的社交名媛，民国时期的上流社会流传着“南唐北陆”这样一句话，北陆指的是陆小曼，南唐说的就是唐瑛；大哥唐腴卢去世前是宋子文的秘书。因为这份显赫家世，唐薇红的前半生锦衣玉食，是十里洋场的金枝玉叶。同样因为这份显赫家世，唐薇红的后半生颠沛流离，落魄为弄堂作坊女工聊以糊口。冰火两重天的人生里唯一没变的是她和百乐门一轮甲子有余的不了缘。Channel N o5的香水、Ferragam o的高跟鞋、Dior的口红、LV的手袋，16岁时的唐薇红顶着一身名门望族小姐的标配行头第一次踏入了旧上海最火的娱乐场所——— 百乐门的舞池。如今已经86岁高龄的她，依然保持一周去百乐门3次以上的频率。只是行头犹在朱颜改，当年陪她一起白相(上海方言，玩耍的意思)的门当户对的小姐妹们大多都已离世。寥寥几个健在的，也在解放前夕随家人去了海外，半个多世纪无缘再见，偶尔通个越洋电话而已。去南京西路的凯司令吃芝士蛋糕、在衡山路的法国梧桐下喝咖啡、上愚园路的百乐门跳舞，一天光阴晃荡而过，如斯的情景，如今只余唐薇红形单影只的沧桑背影。在落寞中，唐薇红成了名副其实的上海滩最后一位名媛。
宋子文差点成为我的姐夫
“唐家姆妈，侬来啦，今朝哪能来得噶早咯啦(上海方言，翻译过来就是：唐家阿姨，你来啦，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啊)？”衡山宾馆的门童为唐薇红开门时，热情地打着招呼。“今朝有记者要采访我。”唐薇红微笑着作答，她是这里的常客，一是因为上海老牌的五星级酒店衡山宾馆离她的家几步之遥，二是因为她习惯了衡山路成阴的法国梧桐的气息，唐薇红的大部分青春也是在这条路上厮磨掉的。“现在的人讲起旧上海，只晓得霓虹灯下的南京路啦，淮海路啦。其实，真正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只有买东西的时候才去那里，平时来得多的是衡山路呀，侬晓得乏？”染成棕红的波浪头、收腰的粉红套裙、肉色丝袜加高跟凉鞋、只打了粉底涂了口红却特意粘了假睫毛的淡妆，纵然满脸的皱纹掩盖不了86圈年轮的刻画，却一点都不影响她摄人的气场。唐薇红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屁股只沾三分之一的椅面，腰板挺得笔直，不时翘着兰花指端起英国红茶轻呷一口，坐在记者身边的这个女人，从骨子里透着名媛的范儿。
“我对我爸爸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唐薇红的开场白从她赫赫有名的父亲开始。她的父亲唐乃安是上海滩第一个留洋归来的西医，曾效力于北洋舰队。后来，在上海开设了专门给名人看病的私人诊所，唐家由此发迹。唐薇红的母亲是唐乃安的第四房姨太太。父亲在她幼年时就因病去世了，她由父亲的原配夫人接回家抚养长大，两年之后，唐薇红的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商人。“在旧上海，娶得起几房太太的人，都有不少房子的，会把每一个小家都分开来，各住各的。很多有钱人都是偷偷在外面养外室，大老婆不晓得的。大老婆即使晓得了，大多也互不干涉。我大妈妈也是到后来才晓得爸爸有我妈妈这个老婆的。但我大妈妈人很好，父亲去世以后，她就把小孩子们都接过去抚养。”唐薇红口中的大妈妈即是父亲唐乃安的原配，唐瑛和唐腴卢的生母。父亲唐乃安去世之后，长兄唐腴卢挑起了供养一家老小的担子。(唐薇红特意澄清：网络上流传的唐乃安夫妇在唐腴卢意外死亡后对政治避而远之是以讹传讹，事实上是父亲唐乃安先于大哥唐腴卢病逝。)唐薇红对这个供她好吃好喝的大哥，记忆也很模糊“在家里很少看得到他，感觉他总是很忙。”唐腴卢先是当了一段时间冯玉祥的秘书、后来又给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当秘书。因为和宋子文同样硕士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是留洋时期的好友，1930年开始，唐腴卢担任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机要秘书。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7月，唐腴卢被埋伏在上海火车站暗杀宋子文的刺客误杀，中弹后失血过多而亡，时年仅32岁。就在两个月前，唐腴卢刚刚与曾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的谭延闿女儿结婚。那个时候的唐薇红只有五六岁，自然搞不清楚为什么突然之间大妈妈和新嫂嫂会肝肠寸断，哭得死去活来，只晓得家里愁云惨雾的，“好像天要塌下来了一样。”很多细节，都是唐薇红长大了以后陆陆续续从大妈妈和大姐唐瑛口中听到的只言片语拼凑起来的。“当时都是拉汽笛的火车，一靠站就嘟--一声拉汽笛，不就冒出很多白烟嘛。我哥哥么，身材和宋子文差不多的，而且那个时候大户人家的少爷都是戴呢子帽，穿厚毡大衣。我哥哥走在前头，刺客就以为他就是宋子文。刚听到砰砰砰的枪响的时候，哥哥也没有趴下，还四处张望，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哪里在放鞭炮呢。他一个书生，哪会想到暗杀这种险恶的事情上头去哦，后来就中枪了。宋子文很机灵，一听到枪响马上就钻到火车下面，趴到铁轨上去了。”
唐薇红告诉记者，如果不出这档子事，很可能宋子文会成为她的大姐夫。因为大哥唐腴卢的关系，宋子文也见过大姐唐瑛，并对她一见钟情，还给大姐唐瑛写过不少情书。唐瑛从小接受西方教育长大，对家世优越又毕业于哈佛的高材生宋子文自然也是颇有好感，尽管宋子文年长唐瑛16岁。只是随着大哥唐腴卢的意外死亡，大妈妈是无论如何也接纳不了“君虽不杀伯仁，伯仁却由君而死”的宋子文当自己的女婿了。本是一段才子佳人、门当户对的姻缘就这样不了了之，无疾而终。
我的一生都活在姐姐光环之下
大哥唐腴卢的英年早逝虽然给唐家带来了重创，但宋子文除了厚赠抚恤外，对唐家也一直很照顾。再说上海滩的大户人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壮。唐薇红依然按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门有司机，吃饭有厨子、读书有家教的大家闺秀规格青葱成长。“我四年级之前都是请了老师到家里来教的，四年级才开始跟着姐姐(这里指的是小姐姐，不是唐瑛，唐瑛年长唐薇红15岁。)去住校，一直住到小学毕业。小学毕业那时候已经‘八一三’(‘八一三’事变)，开始打仗了，我们就搬到了淮海楼，起先到启修女中，后来又到震旦女中，最后去向明中学念的。”唐薇红向记者解释道，当时的震旦女中是名校，相当于现在的贵族学校，因为是教会办的，所以有不少外教，除了教英文还教法文。学校专门开设了修养课，教导西方的礼仪。回到家里则规矩更多，吃饭时不能说话，不能挑挑拣拣，最好的菜总是放在大妈妈那一边的，小孩子不能站起来伸着筷子去拣，只有大妈妈夹给自己，自己才能吃；家里来了客人，小孩子必须回避；走路要迈着小碎步走；至于拎包，无提环的可夹在手臂处，有提环的则要挎在手臂处，小包不能花里胡哨的，以金色、银色或缀满珠子的为宜；捡掉在地上的东西，上半身须保持直立姿态蹲下去捡，或者用手护胸再下蹲，避免因领口过低而走光。
自小严格的家教令唐薇红直至今日举手投足间仍是流露着优雅，然而在她自己看来，她的修养远不及年长她15岁的大姐唐瑛的十分之一。毕业于另一间教会名校——— 中西女塾的唐瑛是旧上海最出名的“交际名媛”，精通英文，曾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演出了一整部《王宝钏》。还擅长昆曲和马术，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为女性开办的服装公司“云裳”。“当时家里专门养了一个裁缝，就是为大姐姐做衣服的。每次姐姐穿一件新衣服出门应酬，全上海的裁缝哦就有得忙咧，因为又有不少小姐太太要照着我姐姐的样子去做衣服了。当时有句话不是讲嘛：唐瑛一个人，养活了上海滩一半的裁缝。”唐薇红说，自己对奢侈品的认识也是由大姐唐瑛启蒙的。“那个年代，她就开始穿CELIN E的套装、定制的旗袍、背LV的手袋、用蜜丝佛陀的化妆品了。姐姐的房间里有一整面墙的大衣柜，一打开，里面全部是毛皮大衣。欧洲上层社会用的东西，基本上姐姐都有。”在唐薇红的印象中，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姐姐唐瑛，她总是面带微笑，姐姐的那份气质，纵使自己怎么学都是学不来的。无论是无法改变的出身、后天积累的才情、自主选择的婚姻、还是上天注定的命运，甚至是各自的子女，唐薇红自认没有一样可以企及大姐唐瑛。
唐瑛的第一任丈夫是“小港李家”、沪上豪商李云书的公子李祖法，因性格不合而离婚。后来嫁给美国美亚保险公司的中国总代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1948年，唐瑛随熊七公子远赴香港，接着移民美国。至此，姐妹俩远隔汪洋，只再见过一面。如今，唐瑛和李祖法的儿子李名觉是世界顶级的舞美大师，也是唐门后代中最杰出的一位。
第一次踏进百乐门时只有16岁
16岁时，唐薇红跟着大姐唐瑛第一次踏进了百乐门的舞池，这一脚下去，为唐薇红拉开了十里洋场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幕布，也改变了唐薇红的一生。
“夏天的时候，放了学就和女同学们戴着大草帽、穿夏威夷花衬衫和白短裤，骑骑自行车。平时么就跟着姐姐去跳舞。那个时候没什么娱乐的呀，又不像现在。”从唐薇红勾勒当年百乐门的言辞中，依稀能感觉出其超越时代的前卫和魅力。“相当于现在的复式楼房，中空的大厅很高的，吊的是水晶灯。底下一层的舞池铺的是一块垫了弹簧的钢板，你在上面跳些快的舞不用怎么花力气的。上面一层舞池是全透明玻璃的，里面放了一千多个白色的灯泡，亮是亮得咧——— ”
唐薇红说大姐唐瑛还会指导她去百乐门时的穿戴。一般穿的是镶边双开襟衣服和旗袍。至于戴的首饰多是镶嵌式的钻石，“金子一向都不戴的，暴发户人家的小姐才披金戴银，我们不兴的(上海方言，不喜欢的意思)。”
唐薇红说当年舞厅里的消费和现在也差不多，女孩子是不要门票的，但进去就要消费它的饮料，一杯5毛钱。男生要门票，而且一般都要请女孩子吃点水果什么的。那个时候的唐薇红已经从震旦女中毕业了，兵荒马乱的，也就没再上学，所以几乎天天都往百乐门跑。也就是在那里，她认识了第一任丈夫，一位浙江宁波的富家少爷，在上海海关当公务员。“别看我们是在舞厅里认识的，但我们那时候谈恋爱是很含蓄的，最初几次出去玩必须一大帮人一起，等到后来熟了之后大妈妈才让两个人单独出门。约会的内容也无非是看看电影，去‘仙乐斯’跳‘茶舞’，‘茶舞’的意思就是下午茶时间的舞会，其实不喝茶的只是跳舞，因为舞厅里的东西都不会好吃。跳完舞，我们才去康乐酒家这样的大饭店吃东西。”唐薇红告诉记者。
18岁时，唐薇红风光出嫁，婚礼设在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华侨饭店。受西方教育长大的唐薇红坚持要穿白色婚纱，新娘新郎给婆婆磕头时，丈夫老老实实地跪下去磕头，唐薇红只是立在原地鞠了一个躬，这让传统的婆婆大为光火，认为媳妇不给她脸面，婆媳关系从喜宴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唐薇红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感慨：“婆婆那一代人总觉得结婚么就要到处都是大红的才喜气，我穿白的是触霉头的。现在想想，还真让她说中了。”尽管年长她10岁的丈夫明里暗里都偏袒、娇宠着自己，但唐薇红和婆婆的相处依然如履薄冰。“我们家吃饭不能有声音的，他们是稀里哗啦的，还有他们会吃臭冬瓜，咸鱼，这些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拿上桌的，连佣人都不要吃的，我们家里的菜都是甜的。”唐薇红告诉记者，除了生活习惯不一样外，最让婆婆光火的是唐薇红不愿意婚后马上就生孩子，还想多玩两年。有一次，她看到一个漂亮的外国小女孩想领回家中收养，这个想法让婆婆觉得匪夷所思，直指着她的鼻子骂：“不像话”。直到唐薇红20岁生下第一个儿子，婆媳关系才有了少许缓和。
解放前夕，家族的兄弟姐妹和大妈妈都去了香港，后来有些去了美国，有些去了日本。当时大家都叫唐薇红跟着一起举家离开上海，唐薇红都没怎么细想就拒绝了。“我当时孩子还很小，他们的(小孩)都大了。我经常去苏联大使馆跳舞，我看到当时流亡到上海的那些白俄罗斯贵族，就是在里面端端盘子当侍应生呀，我一想我到了国外也是要去这样伺候人，想想都怕。我又是个喜欢动的人，跳舞、打麻将，轧朋友(上海方言，交朋友的意思)少不得的，少了要生病的。去了海外，没有了百乐门，玩都没得玩了。所以家里就我一个人留在了上海。”唐薇红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个决定让她的后半生吃尽了苦头，从凤凰跌落成麻雀。她坦然承认“说不后悔那是骗人的，但怎么说呢，这就是命吧。”
解放之后，丈夫仍留在了海关工作，60年代初期，应单位分配，丈夫前往深圳参与深圳海关的创建工作，唐薇红带着一个儿子跟丈夫去了深圳。当时的深圳就是一个破败的渔村，艰苦的程度是小姐出身的唐薇红想都想象不出来的，空荡荡的一幢仓库一样的大通间里只有一张床，老鼠大得吓人，周围别说商店医院什么的，人都没见几个。两家人之间就用一块板隔一下，根本谈不上什么私密性。深圳的满目疮痍让正怀身孕的唐薇红难以忍受，孩子最终也胎死腹中，她连忙带着儿子逃难似的回到了上海，在踏上上海土地的那一刻，唐薇红嚎啕大哭，有如劫后余生。1963年，38岁的唐薇红提出了离婚，20年的婚姻因为无法调和的两地分居问题而解体，此时他们已经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不愿意孩子去深圳吃苦，唐薇红把孩子都留在了身边。唐薇红告诉记者，前夫一直在深圳工作生活直至去世，终生未再娶。这个老实的男人虽然和自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应该是深爱自己的。
夫家是南浔四大家族之一
靠着殷实的家底，抚养着四个孩子的唐薇红也不用为生计发愁，每天找朋友喝喝酒、打打麻将、跳跳舞，孩子有佣人带着，恢复单身的她犹如刚被放回天空的笼中雀，优哉游哉。就这样，在一个外国朋友家的party上，认识了第二任丈夫——— 庞维谨，浙江南浔四大家族之一的庞家公子。“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来我家做客，看到我家里挂着我大姐姐唐瑛的照片，他说：‘啊！我认识你大姐姐的。’就这样我们就搭上话头了。”唐薇红狡黠地对记者笑笑说，“严格地说，我是先认识他老婆的，他老婆是我的牌友，只是我当时并不晓得那个人是他老婆。有一天，他送我散步回家，经过一幢别墅的时候，我指着说我认识里面的女主人，我去她们家打过麻将，他当时笑了一下，并没有说话。后来我才晓得，那个就是他的家。”因为太太想去香港而庞维谨不愿意离开上海，最终两人劳燕分飞，各走各路。庞维谨和唐薇红这对半路夫妻走到了一起，这时候，唐薇红四十岁，而庞维谨已经六十多岁了。
庞维谨是旧上海标准的老克腊，唐薇红也是个玩家，两个人每天就是荡荡马路(上海方言，压马路)、喝喝咖啡，“和平”、“锦江”、“国际”、“上海大厦”等六大饭店轮着吃饭。庞家到底多有钱？别说唐薇红，连庞维谨自己都搞不清楚。前几年一家拍卖行卖出一幅字画，3200万成交，“这样的画，庞家太多了，不过‘文革’时都被烧掉了。南浔一半的商铺都是他们庞家的”，唐薇红透露。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文革”开始了。产业被合并、房子被充公，唐薇红也不得不去弄堂里的街道作坊做女工，养家糊口。庞维谨年纪大了根本没有单位愿意接纳他，昔日的老克腊只能困在家里听听广播。“金银珠宝藏都没地方藏，我的几瓶channel香水，只能倒在马桶里，那个马桶连着香了一个礼拜。”唐薇红说即使这样，她和庞维谨还深怕隔壁人家闻到了香味，战战兢兢了好几天。最终，唐薇红绞尽脑汁才“私扣”下了几片金叶子和从链坠、胸针上凿下来的钻石和宝石，金叶子就自己敲成一小粒一小粒用布包起来，缝在女儿的棉袄上当包衣纽扣。宝石就缝在庞维谨呢子大衣的夹层里。“我当时千叮咛万嘱咐女儿，这件棉袄无论出了什么事都不能脱啊，妈妈已经没有钱帮你买新衣服了”，在当时的氛围下，唐薇红甚至都不敢告诉孩子衣服里的秘密。连抱个孩子都嫌手酸的唐薇红被分配去弄堂的街道作坊盘细铁丝，一卷15斤，一天下来要盘两三百卷，回到家两个手哆嗦得连饭碗都端不起，常常什么也不吃就直接往床上一躺，睡死过去。好在那个时候的保姆只要管她吃住，并不要工钱，唐薇红请来带孩子的保姆每天给她按摩，要不然肯定就落下毛病了。工友们对这个从天而降的资本家小姐自然也不会友好，落井下石指桑骂槐的事常有。唐薇红也只能是拿着铁丝一个人坐到厂门前的角落，默默地干活，就当没听见。那里正好是弄堂的风口处，腊月里再怎么冷也就加个棉背心，凛冽的寒风简直能从人的前胸穿透到后背，而唐薇红一干就是一天。当记者问她有没有绝望过，痛哭过，唐薇红笑了：“我有四个小孩呢，怎么好去寻死，我死了谁养他们呢。也不好哭的呀，越是这样，越是不能哭。”一个月三十来块钱的工资，其中有十块钱是唐薇红固定抠下来留给庞维谨买白面包吃的，庞维谨的少爷秉性已被磨灭得所剩无几，唐薇红实在不忍心断了他吃面包这点最后的念想，此时的庞维谨已经患上了癌症，唐薇红知道，他陪不了自己多久了。
没过多久，庞维谨离世。唐薇红说那天晚上，她关紧了门窗，在庞维谨留给自己和孩子的衡山路公寓里冒着风险放了一次密纹唱片，一个人跳了一曲华尔兹。唐薇红还记得那是个冬天，她穿着毛裤，“上海的冬天太阴冷，实在难熬。”
至此，唐薇红未再婚嫁。街道作坊的这份工，唐薇红一直做到了退休，前后整整干了近二十年。其间，靠着海外亲属零星的50美金、100美金的汇款接济和托人黑市典当她私藏的金纽扣和宝石，她把四个孩子养大成人，一如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孤身一人飘摇欲乱世。
李安的《色·戒》里面还是有很多穿帮镜头
改革开放之初，海外的亲戚想把她办出去，唐薇红再次拒绝了。“我都一大把年纪了，我还出去干什么呀，也赚不动钱了，我和他们说，你们就把我的孩子带出去吧。”唐薇红告诉记者，她的四个子女很早就都出国了，两个在美国，两个在日本。大儿子一家现在回到上海做生意，但唐薇红并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大孙女老激棍咯(上海方言，很厉害的意思)，在上海开了两个工厂，买了好几处房子。前几天又在虹桥那边买了个两百多平方的大房子，还专门拉我去看咧。”唐薇红说她还是习惯住在庞维谨留给她的衡山路公寓里，“我一个人带个保姆住，写意得不得了。这个房子现在要卖7万块钱一平方喽，不过我是不舍得卖的。”
每天早晨保姆会把早餐端到床上，唐薇红窝在床上边看报纸边享受早餐。中午一般都在家吃饭，下午稍稍休息后，要么去百乐门跳场舞，要么和朋友打场麻将。“我现在脑筋不灵光了，有时候手气差点，一场下来要小一千呦。”唐薇红对记者说：“庞维谨在浙江南浔的祖屋，我去要了很多次，人家都说公家代为保管。所以啊，到头来都是空的。我想得开，现在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心里就对自己说，啊哟，又赚了一天了。所以要开开心心过。”
多年之前的一天，香港有个朋友来说要请唐薇红去苏浙汇(上海一家知名高档餐馆)吃饭，还带来了一个很有礼貌的中年男子。吃了半天，唐薇红才晓得，这个貌不惊人的男人是李安，为了拍《色·戒》特意来向她请教旧上海上流社会的礼仪的。记者问：“那您看了《色·戒》吗？”唐薇红落落大方地回答“当然看了啊，不过里面还是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太太们打麻将，麻将在面前码成了并排的两排，实际上解放前的上海麻将都是叠上去的，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的。是解放后才码成了并排两排，后来又变回叠上去的了。还有，那个时候的旗袍开衩怎么可能开到大腿啊，这是要吓死人的呀。应该是开到膝盖，但是滚边滚到大腿。”
如今唐薇红去百乐门，自然是已经找不到年龄匹配的男舞伴了，但这一点不妨碍她对百乐门的热情，她花钱雇了一个御用舞伴陪跳，“现在也30多岁了都结婚了，刚开始我找他的时候他才20岁出头，叫孙兴。因为我，他还出名了，现在许多人都来找他当伴舞呢。他已经可以喊到500元一小时了。”
唐薇红的英文名叫Rose，而她亦如一枝铿锵玫瑰，红颜娇媚却又不弃不馁，用一世人生，活了我们两世轮回。在采访的尾声，唐薇红得意地对记者说：“波波(她指的是周立波)说我活得老有腔调咯(上海方言，意思是活得很有意思，很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