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疫情:女孩没法打工 只好……(疫情骑自行车的女孩)

日本疫情:女孩没法打工 只好……

距离上一篇的东京观察已经过了二十天。日本已经处于全国紧急状态之下。安倍口罩已经沦为笑柄，安倍抗疫政策在维护经济和保障民生之间摇摆不定。而民众则忙于应付真伪混杂的信息和被打乱的生活节奏，被锐减的收入所压迫，又被即将到来的长假所诱惑。穷困的女高中生则已经开始铤而走险，造成了意外怀孕的激增……

日本疫情：女孩没法打工，只好援交

没法打工，那就只好……

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40元）的补助不算多，不过省吃俭用也足够一个人在东京应付一个月的房租水电。

感谢皮尤调查中心和加州民主党议员凯蒂•波特，现在不少人都知道有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紧急支出了。但是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贫困却在国内少有人知。

日本疫情：女孩没法打工，只好援交

在这个被移民自媒体包装为“人情社会”的地方，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以打零工勉强维生早已成为常态。疫情造成消费服务行业的萧条。一些人不得不冒着“浓厚接触”的风险继续去打工，而另一些实在无工可打的女性，就从事起了另一种日本特色的“服务业”。

位于神户市北区的全年无休24小时孕产求助热线“小小的生命之门”是由当地一家妇产医院“玛娜助产院”运营的公益热线。据该热线反映称，自从2月末学校停课开始，拨打电话或者发邮件前来求助的十多岁怀孕少女就陡然增加。问起具体的情形，则常有“对方是年纪比我大的人”，“是第一次见面，后面就联络不上了”等。

显而易见，这些意外怀孕的少女是从事“パパ（爸爸）活”——“找干爹”去了，求助热线的助产士就此表示“因为疫情原因，打零工的机会没有了，因此去找干爹和从事援交的少女为数不少。”

在这次疫情之前，笔者依然怀揣着对日本援交少女们的固有印象，觉得她们是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社会意识的遗留产物，因为由奢入俭难的无奈才自甘堕落的——然而这种平成观念实在跟不上令和年代的社会现实。

“终身雇佣”和“家庭主妇”的概念已经成为遥远的神话。如果父亲是非正式雇佣社员（目前这种员工占日本全部受雇劳动力的近40%），一个月到手可能只有20万日元，母亲打零工，一个月到手7万日元，那高中生打打零工一个月也有7、8万日元，甚至可能成为超过母亲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而另一方面，对于初入社会的高中毕业生和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上大学的独居女性，光是房租饭钱水电煤气等必需开支就高达8万日元，打工收入处在勉强够用的危险边缘。有一位名叫坂爪真吾的作者写了一本《パパ活の社会学》（干爹社会学）分析这种情况称：不论是受到五光十色的都市消费诱惑，还是意外支出和大学学费的压迫，“援交”或者“找干爹”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必然选择。而目前在网络上，“找干爹”教程随处可见，更显现出这种现象的泛滥。

在网络普及的日本，女性免费而男性收费的专用约会媒体曾经是“援交”事业的重要媒介。而现在推特等社交媒体凭借其更高的普及度和更低的准入门槛，成为特殊零工新的温床。

根据日本警察厅公开的一份调查资料中，可以明显看到自从平成20年（2008）年至平成29年（2017年），社交媒体引发的未成年人色情（児童ポルノ）及未成年人卖春（児童買春）案件稳定上升，受其影响，社交媒体引发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件数也水涨船，相较之下，专用约会媒体则“风光”不再了。

截图自日本警察厅公开发表的统计资料《截止平成29年社交媒体等引发的未成年人受害事件现状与对策》（2018年4月26日公布）

当然，在疫情之下，援助交际和其他交际一样，也都面临着“自肃”的压力，一方面，是“找干爹”的女性受到外出限制，与干爹被迫变成长期同居，造成意外怀孕增加。另一方面，则是“援交”女性为了避免“浓厚接触”，转而采取“线上援交”模式。据东sport网站4月10日的报道，不少中年男性都通过社交媒体收到了不认识的少女的联络，劈头就是：

“有点唐突，但你想买我的自X录像吗？”

报道称，以往无缘“援交”的男性都收到了这样的毛遂自荐，足见如今的援交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状况。不过这种无接触的援交到底是不是真的由少女发出的，也是让许多男性心存疑虑。

《citrus》里的水泽茉莉就是利用“线上援交”进行欺诈的惯犯，她自己虽然是货真价实的美少女，但贩卖的录像实际上都是从小电影里截出来的

对抗疫情的紧急状态无意中暴露了一个有点难堪的事实：日本的大多数年轻人和他们出身的普通家庭本来就已经在窘迫的“紧急状态”下运行。这一“急上加急”实在令他们不堪重负。日本引以为豪的社会保障安全体系对他们基本上是忽视的，理论上年轻不怕病毒的他们却意外地成为了疫情中的弱势群体。笔者倒是对他们沦落到这种经济困境的缘故有所了解，不过要说起来就话长了……

“丢掉安倍口罩！”——来自中国的爱

作为安倍政权从3月到现在唯一真正实施的防疫救济政策，每家两个的“安倍口罩”已经成为了新的日式专有名词アベノマスク（安倍mask，是对安倍经济学アベノミクス——安倍mics的戏仿）。确如提出这一天才政策的安倍亲信所说，安倍口罩让民众的不安“啪”地一下消失了——只是怒火冒起来了。

这些花费了466亿日元（约30.8亿人民币的）布质口罩的防护效果很可疑，过小的尺寸和糟糕的质量也饱受诟病。而更令民众不能接受的是污染问题。普通安倍口罩洗后缩水，松紧带没弹力，以及颜色发黄发黑的问题早已屡见不见，最近还出现了孕妇专用安倍口罩被停止发放的问题。

为表示对日本未来的特别优待，在每户两个的定额之外还有50万安倍口罩专门发放给孕妇。但是据NHK报道称，截止27日已经有超过400个地方自治体上报称孕妇专用安倍口罩出现质量问题，已确定的劣质品多达3万只。问题包括口罩发黄，有异味，有黑色污渍，以及混杂毛发和其他污物。这批口罩的发放只得暂时中止。

安倍口罩的发放通过日本邮政全国全户投递系统。不过截止本文撰写的4月26日，许多居民，包括笔者所在的东京台东区居民在内，依然没有收到安倍口罩。而且据共同社4月10日至13日间通过电话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2%民众表示不会用安倍口罩。

现在回想起来，安倍口罩的出台背景，大概是从1月开始延续到4月初的口罩零售供应紧张。为了安抚忧心疫情又买不到口罩的民众，才有了用劣质廉价布口罩收买人心这样的奇策。然而目前东京的现实却是，合格的防护口罩已经可以很容易买到了。

上野和池袋、大久保、川口等地齐名，是东京周边最有名的中国人聚集区之一。上野阿美横町的商店街大多数已经自主休业，但还有一些中资药妆店改卖起了防疫用品，当然为了通风防疫起见，生意都放在了户外。

如笔者拍摄的这两张照片：从日本制的防尘口罩，到进口（不用说自然是中国产的）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和高级别防护口罩应有尽有，既有美标的N95，也有欧标的FFP2。价格上一次性口罩1000日元（约66元人民币）10个，而N95级别的口罩则售价500日元（33元人民币）到870日元（57元人民币）不等。比起疫情前自然是涨了不少，但以日本的物价水平，倒也可以接受。

笔者在1月的时候加入了一个在日华侨的“口罩群”——支援国内抗疫，联系日本口罩货源的。现在这个群每天依旧讨论活跃，只不过变成国内口罩出口日本的生意。据笔者观察，3月时国内口罩的出口价达到了最高点，一次性口罩曾高达6元人民币一只，而如今只有2块5了。

小惠未遍，民弗从也。相比问题频出，卫生可疑，分发迟缓的安倍口罩，中国口罩自然更令日本民众放心。阿美横町的口罩摊上直接打出广告“不要用安倍口罩，用其他口罩”“丢掉布口罩”等等。安倍政府想靠两片挂着细绳的棉布收买人心的计划，大概也可以宣告破产了吧。

摇摆的救济措施

安倍口罩虽然鸡肋，但已经是疫情之下的日本民众从政府那里所得的唯一一点慰藉了。相比其他政策的摇摆和不明所以，布口罩的分发算是简洁果断和雷厉风行的。

3月底的时候，疫情对于社会民生的影响已经清晰可见了，而自民党农林部会此时就忙不迭地跳出来，提出要向民众发“肉券”。自民党水产部会也跟进，要发“鱼券”。意思就是国家出钱够买国产的高级和牛和鱼肉，通过券的形式发给民众——名曰惠民救济政策，实际上是向把持日本农产品供销的“土豪劣绅”们输送利益。

富士电视台网站报道截图

这样的计划自然是遭到一片反对。富士电视台上街做随机调查，收获了一箩筐吐槽：卖猪的就问了，为啥只发牛肉券，猪肉券呢？卖菜的就问了，为啥只发鱼肉的，蔬菜券呢？种花卖花的也不高兴了，也不是只有吃的东西需要支援，我们也需要啊……

一通七嘴八舌的反对之下，到了4月初，另一个救济计划浮出水面，而且规模更大，不是送点鱼送点肉那么简单了——叫做“Go to travel Go to eat”，也就是要给人民发外出饮食和旅游的代金券，鼓励外出消费。

经济产业省计划投入16794亿日元（1117亿人民币）的巨资，对消费服务业来个全方位的刺激。相比之下，厚生劳动省为了防止新冠病毒感染扩大编列的医疗系统整备费用也不过6695亿日元。

“Go to travel Go to eat”倒是不偏向特殊利益群体了，可是，槽点也更多了：首先，现在其他国家确实也出台了一些消费刺激措施，但都是在疫情得到控制（或者至少以当地的标准得到控制）以后。日本疫情还处于蔓延阶段，这个时候鼓励大家去外出旅行，去在餐厅吃饭，不是会增加传染的机会吗？

这里必须提及一下，在日本如今的“全国紧急状态”之下，不但餐饮店作为“必要经营场所”继续开工，长途旅行也并不受限，很多非经营性旅游景区也没有封闭。4月19日神奈川县的江之岛海滩上被拍到照常人头攒动，逼得神奈川县知事在电视上呼吁大家不要来。

社交媒体截图

但是呼吁归呼吁，执意出游的人是拦不住的——其中就包括安倍首相的夫人安倍昭惠。

在安倍晋三3月14日呼吁“请大家努力保护自己”，次日他夫人就去了大分县宇佐市的宇佐神宫，参与了一个50人以上的团体参拜。而她对同行的人们表示：“这个新冠搞得我的安排全都打水飘了，我想着总是得去哪里转转”。当然，或许安倍昭惠觉得参拜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个神社属于一个“新兴宗教”。教主是位顶着庆应大学出身光环的医生，自称「DoctorDolphin」的松久正。声称自己可以不用医药和手术，靠“唤醒卑弥呼女王的PremiumDNA”开启患者自身的修复能力，来恢复人生和身体的问题。

这画风，整个一气功大师……

“Go to travel Go to eat”计划的另一问题是，它救济的是经济而不是民众。疫情确实给经济造成了打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就是让许多普通劳动者收入锐减，难以为继。在他们为房租和水电费发愁的时候，还去鼓励消费，指望他们把仅有的积蓄掏出来，这根本不现实。

安倍政权这些救济措施的着眼点，都是“经济系统”，而非真正直接的民众切身利益——在这方面倒也有著名的“30万日元救助计划”。多亏了某位日语不怎么过关的徐桑，30万日元救助计划曾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羡慕，可是没过两天又成了一个被日本老百姓给骂回去的失败案例。

30万元救助计划和安倍口罩一样，是以家庭为对象发放的，目标是惠及全国1300万低收入家庭，弥补他们因为疫情而大大减少的收入——然而什么样算是“低收入家庭”，怎么才叫“因为疫情而减少”呢？规定是“2-6月有任意月的收入减少，”并且“推算到年单位上落入住民税起征点以下”，并且“收入减少幅度超过50%，推算到年单位上低于住民税起征点两倍”……

这下好了，别说羡慕30万日元的中国人看不懂，迫切想要领30万日元的日本人也蒙圈了：推算到年单位该怎么推算，收入减少幅度该怎么证明？而且家庭收入低于住民税起征点，在日本几乎就是赤贫阶层了，就连受到疫情影响收入减少的民众也不太自信能满足这个要求。

大多数家庭担心不符合条件，肯定符合条件的人也担心无法证明。无怪乎30万补助计划最终流产，变成了简单粗暴的每人10万元补助计划——凡是日本居民登记在籍，一律可以凭借住民票申请，笔者这样的外籍常住居民也可以申领。眼下唯一的悬念是，这笔钱正“力争”五月开始接受申请，什么时候到手还没有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