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病毒学家染新冠病毒后称其后遗症影响心脏肾脏(欧洲病毒学家董宇红我们是最后一代)

近日，美国《科学》杂志访问了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院长、病毒学家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他在3月中旬感染了新冠病毒，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以后一直在伦敦的家中修养。皮奥特在比利时长大，他是1976年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一辈子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在与传染病做斗争。在1995年至2008年期间，他领导了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目前是欧洲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的新冠病毒顾问。

这次访问是在5月2日进行的。皮奥特的回答经过《科学》杂志编辑并翻译自荷兰语:

“3月19日，我突然发高烧，头痛欲裂。我的头骨和头皮感到非常疼痛，这很奇怪。我当时没有咳嗽，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感染了新冠病毒。

正如我所怀疑的那样，我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客房里，但是发烧症状并没有消失。我从来没有生过重病，在过去的10年里也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我过着相当健康的生活，经常散步。唯一的风险因素是我的年龄，我71岁了。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认为它会过去的。但在4月1日，一位医生朋友建议我去做一次彻底的检查，因为我的发烧，尤其是疲劳症状越来越严重。

后来证实我已经严重缺氧，虽然我还没有呼吸困难。肺部图像显示我患有严重肺炎，典型的新冠肺炎，同时还有细菌性肺炎。我最近经常感到筋疲力尽，而往常我总是精力充沛。这不仅仅是疲劳，而是彻底的疲惫无力，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感觉。我必须住院，尽管我的病毒检测已经呈阴性。这也是新冠肺炎的典型情况：病毒消失，但其后果持续数周。

我很担心我会马上使用呼吸机，因为我在出版物上看到，它会增加你的死亡几率。我很害怕，但幸运的是，他们只是先给了我一个氧气面罩，然后就起作用了。我最终住进一间隔离病房，我和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哥伦比亚籍清洁工，还有一个孟加拉人同住一个房间。白天和黑夜都是孤独的，因为没有人有精力说话。我的脑海里总是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当我走出困境时，我将会是什么样子?

在与世界各地的病毒战斗了40多年后，我成为了感染学方面的专家。我很高兴我得的是新冠病毒而不是埃博拉，尽管我昨天读了一份科学研究报告，该报告得出结论，在英国医院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是30%，这与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的总死亡率大致相同。这有时会让你失去科学上的冷静，让你屈服于情感上的反思。我有时想，病毒抓住我了。我一生都在与病毒作斗争，最终，得到了病毒的报应。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天堂和现实之间徘徊，徘徊在可能是末日的边缘。

经过漫长的一周后，我出院了。我乘公共交通工具回家。我想看看这个城市，空荡荡的街道，关着门的酒吧，还有令人惊讶的新鲜空气。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我无法正常行走，我的肌肉因为长时间躺着和缺乏运动而变得虚弱。

出院一周后，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我不得不再次去医院，但幸运的是，我可以接受门诊治疗。结果发现我得了一种由组织肺炎引起的肺部疾病。这是你的免疫系统超负荷运转的结果。许多病人并不是死于病毒引起的组织损伤，而是死于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免疫系统不知道如何处理病毒。我还在接受治疗，高剂量的皮质类固醇会缓解免疫系统的反应。我还有心房纤颤症状，心率达到每分钟170次，这也需要通过治疗加以控制，特别是防止血管阻塞事件，包括中风。这种病毒的能力被低估了：它可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所有器官。

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导致1%的患者死亡，而其余患者只是出现了一些类似流感的症状。但事情变得更复杂了。许多人将会留下慢性肾脏和心脏问题，甚至他们的神经系统也被破坏。全世界将有数十万人，可能还会更多人，他们的余生都需要做肾透析这样的治疗。我们对新冠病毒了解得越多，问题就越多。我们一边前进一边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许多站在局外的评论家感到恼火，他们没有多少洞察力，却在批评正在努力试图控制疫情的科学家和决策者。这很不公平。

让我们明确一点：没有新冠病毒疫苗，我们将永远无法正常生活。唯一真正能摆脱这场危机的策略是找出一种可以在全世界推广的疫苗。这意味着它要生产数十亿剂量，这本身就是制造业的巨大挑战。目前，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人们甚至还不能确定是否有可能研制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我希望这场危机能够缓解一些地区的政治紧张局势。我们过去已经看到，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运动曾导致战争休战。同时，我希望在对抗新冠病毒方面做得很出色的世界卫生组织能够进行改革，使其减少官僚作风，减少对咨询委员会的依赖。在咨询委员会中，各国主要维护自己的利益，经常会变成政治游乐场。

不管怎样，我仍然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曾经面对过死亡，让我对胡言乱语的容忍度比以前更低了。所以，我继续平静而热情地工作，尽管会比生病前更挑选和减少工作量。”

（编辑：ZL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