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讨论秦朝的过失,作为新王朝统治的历史参考(重生秦末汉初的小说)
西汉初期的思想家、政治家贾谊，有着千古名篇《过秦论》，专门讨论秦朝的过失。由于这篇文章是汉代雄文之冠，历代传诵不息，造成了一种错觉：“过秦”贾谊的理论“专利”。实则不然。秦末汉初，讨论秦朝的过失，作为新王朝统治的历史参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甚至是一种社会思想趋势。讨论其形成原因、主要内容和社会影响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
一、“过秦论”形成的原因
若追溯批判“暴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争端。当时争端的起源“虎狼之国”来指代秦国。秦昭王与楚怀王相约，楚国贤医生屈原劝楚怀王不要赴约，理由是：“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史记?信陵君魏无极对魏王分析秦国的特点，还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婪好利无信，不懂礼义德。若兽耳，不顾亲戚兄弟。”
(《史记?到了秦汉，人们对秦朝“暴政”的认识就更加深刻，批判也更为激烈。秦末农民起义是压迫人们以实际行动批评秦朝暴政，看似强大的秦朝终于在全民反抗面前迅速崩溃。在着名的“鸿门宴”在项羽面前批评秦朝的失误时，勇敢的樊霆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史记?由此可见，项羽本纪)，“过秦”思潮的出现，有其真实的社会原因，以酷暴为特色的秦朝统治是造成“过秦”思潮的现实基础。
秦朝死后，思想家出于求治的需要，对秦朝的失误进行了深刻的总结，表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和对资政致治的追求。尤其是陆贾和贾谊的贡献。汉朝开国之初，陆贾就在以刀兵夺天的刘邦面前，极力推崇文治教化的作用，刘邦竟然大骂：“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毫不客气地反驳道：“居马得之，宁可马上治之？而汤、武逆取顺守之，文武并用，长期之术也是如此。……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刘邦后悔了，对陆贾说:“试着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是什么？”
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写了十二篇作品，“高帝一篇文章，高帝并非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称新语。”(《史记?陆贾列传)以刘邦为草莽英雄，居然接受了“逆取顺守”作为一项基本计划，这对汉政权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是东汉时期最有个性的思想家王充，虽然多次贬低古代圣哲，但却尊重陆贾：“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
鸿知所说，参二经传，虽然古圣之言，不能过多。”(《论衡?因此，如果从讨论开始“君臣政治得失”汉初政论第一人陆贾也不是虚誉。当然，贾谊的论述自有一番新的境界：“丈夫兼而有之，欺诈性高，稳定者贵顺权，这句话与守不同。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取之守之者异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了《过秦论》“故夫民，至贱而不简也，至愚而不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雠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集校注)以陆贾、贾毅为代表的汉初思想家，以秦朝的快速死亡为例，冷静总结历史，批评暴政，建议汉朝统治者改变弦，调整统治政策，充分突出了思想家“先知先觉”思想价值。
二、“过秦论”的主要内容
汉代的“过秦”从理论上讲，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重点是以下三个方面：批评秦朝的严厉酷刑。以此为由，陈胜派出的略地河北将领武臣等人动员当地英雄共同反秦：“几十年来，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驻，外内骚动，人民罢休，头会箕敛，供军费，财匮力尽，人民不聊生。严厉的刑罚使世界父子不安。”
(《史记?张耳陈余此三致其意：“秦王怀贪鄙之心，……禁止文件和酷刑法，先欺诈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开始。”他指责秦二世，“繁刑严惩，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予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人民贫困，主弗收敛。然后奸伪并起，上下相逃，蒙罪者众，刑杀相望于道，天下苦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过秦论》)最终导致世界崩溃。
批评秦朝残民以逞。秦朝统治者旷日持久地用兵，大规模修建宫殿陵墓，都以服役人民为前提，人民不堪其苦。对此，汉初政论家多谈：“秦之守兵不能水土，守兵死在边，输者在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为它被降职了‘谪戍’。……今秦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报。”
(《汉书?秦朝人民的负担如此之重，以至于人们直到汉代中期才谈起，仿佛还有切肤之痛：“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道树，死者相望。秦皇帝崩溃，天下大岸。”(《汉书?严安列传)“男性疾耕不足于粮薪，女性纺织成就不足于帷幕。人们抑郁，孤寡老弱不能相养，路上的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史记?主个政权与民众为敌，其结局只能在全民性抗暴怒潮面前解体。
批评秦朝扼杀言路。秦朝实施的文化高压政策，特别是“焚书坑儒”、“诽谤之法”，对善意的批评给予残酷无情的镇压，导致士人离心，世界多怨。在汉代思想家看来，是秦朝快速死亡的重要原因。贾谊分析说：“这时，世非也没有深思熟虑的知化之士，但所以不敢忠于过者，秦俗多禁忌，忠言未卒于口，身为杀戮。
因此，天下之士倾听，重足而立，口而不言。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劝，智士不敢谋，天下乱，奸不上闻，难道不哀吗？”(《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了《过秦论》“不知道秦皇帝居灭绝的人是什么？世界不敢告也。……纵肆行杀，退诽谤之人，杀直劝之士，是以道奉吗？和苟容，比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莫之也。”(《汉书?贾山传)秦朝控制舆论，扼杀言路，造成万马齐默的局面，结果在闭眼塞听中败亡。
三、“过秦论”的社会影响
汉政权成立之初，该如何治理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当时的统治集团并非自信。“过秦论”在繁荣时期，它客观地为统治者提供了历史参考。它在制定和调整汉初的若干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治理国家的原则上，“汉兴之初，反秦之凉，与民休息，凡事简单，禁忽疏阔。”
(《汉书?一句话“反秦之敝”它还反映了汉初政治的奥秘“过秦”的现实意义――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到底是“黄老之学”还是“过秦论”的产物?恐怕我们应该仔细思考。“逆取顺守”从那时起，它已成为历代不可替代的治国法则。每当朝代变迁时，它都是无论如何的立论基石，其巨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以秦为隐喻，广开言路，成为汉代一切开明之政的源泉。汉文帝时期的政治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诏，名为至言。”在这篇上书中，他历数秦朝的种种失误，特别强调堵塞言论的弊端，“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毁者；万钧之所压，无不侵蚀者。
非特雷霆也是今天人主的威望；势重，非特万钧。开道而求劝，颜色而受之，用它的话来展现它的身体，士犹恐惧而不敢自杀，而且还在纵欲暴虐，恶闻其过！……这样，人主就不能听到它的过失；弗闻，社会危险。”(《汉书?贾山传)汉代批评时政的直言不讳理论往往与“借秦为谕”密切相关。
如薛广德上书汉元帝：“窃取关东困极，人民流离失所。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汉书薛广德传》)又如直臣梅福对汉成帝的建议:“折直士之节，结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却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的大病也。
愿陛下追随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汉书?梅福列传)这些梗直大臣之所以如此无忌，是因为“过秦论”影响足以束缚皇帝的个人意志，使他不敢肆意行事。汉代轻刑安民之政，抑奢尚节，都与秦朝的速亡教训有关，即“过秦论”与积极影响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