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只应天上有——古典乐评人辛有年的传奇平生

辛有年(1923-2013)，本名严顺晞，后更名严厉，通州石港人。古典音乐批评人、作家。

1945年开始在军中从事文化事情，1976年退休。20世纪80年月今后，为《念书》《音乐喜好者》《万象》等杂志撰写音乐漫笔，驰名书林乐界。著有《乐迷闲话》《如是我闻》《到处有音乐》等十余种作品。

正在看曲谱的辛有年老师

他把钢琴谱塞举行军的背囊

辛有年——Symphony（交响乐）的谐音。

文如其名。在中国，只要涉猎古典音乐的人，无人不知辛有年。《辛有年音乐条记》被以为是最符合的古典音乐入门读本。吴祖强曾经如许评价：在中国批评古典音乐，辛有年是最权势巨子的。

以“辛有年”之名，着名书林乐界。其原名“严厉”，鲜为所知，而“严顺晞”之名，所知者更是寥寥。

有一种说法，严家是年羹尧的后人，为遁迹把“年”改为“严”（南通话中这两个字发音雷同）。

他的父亲严春阳是孙传芳的部属，1926年时期，曾任上海淞沪戒严司令、淞沪警员厅长等职，后又兼任商埠卫生局局长。石港人称其“严上将军”。北伐军逼近上海前夜，严春阳自行解聘，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起了寓公。

辛有年的大儿子、复旦大学传授严锋在《我的爷爷严春阳》一文中先容：发达的时间，严春阳在故乡石港镇上（今日石港中学操场西侧），建了一幢别墅，“这也是石港汗青上第一幢当代化的大楼”。

这座洋楼，严春阳生前未曾住过，他计划“下野之后，将其做成病院，造福乡梓”。然而，这统统未能遂愿。抗战时期，南通沦落，这座楼成犯难民收留所，后又成伪军团部。解放战役中，则被百姓党据有。《南通县文史资料》如许纪录，“敌军（指百姓党）大本营设在镇东南角严春阳家的楼房里”，由于战役，这座楼也根本被毁。

严锋说，这所故宅，辛有年“和兄弟姐妹们也仅仅住过一次”。

辛有年从4岁到10岁时，一向在上海生存，家庭西席中有复旦大学传授王蘧常老师。1937年抗战发作后，辛有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今迷上音乐。

对付本身的军阀家庭，“辛有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辱感和赎罪心”。上世纪三四十年月，南通有一个名叫“青年艺术剧社”的小团体，以地下党员曹从坡为主聚拢了一批前进青年，此中就有辛有年。

1945年4月，年仅22岁的辛有年，从南通经上海辗转至苏中解放区，到场了新四军，并自行更名“严厉”，以示洗手不干之意。

为什么要参军？辛有年生前有过答复，他说，“重要是受到《罪与罚》的影响，书里没有写革命，但写出了其时人间那么多不屈，让人看了非常冲动，就成了我寻求灼烁的动机。”

在那些艰难转战的光阴里，辛有年一向对他的音乐忠心不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拿着条记本处处收罗民歌。他乃至偷偷地与尚在国统区的家人取得联络，托人把钢琴谱带出来，塞举行军的背囊里。

从通州到如皋、海安至盐城，从苏州到杭州，从厦门到福州，辛有年随军走到那边，就将音乐寻找到那边。

带着扁担在新华书店扫货

年轻时的辛有年

无论在什么时间，都能以小儿百姓之心面临“美”，都能度量热忱赞美生命，辛有年留给读者的，不但是观赏古典音乐的办法，更是一种面临天下的态度。

新中国建立后，辛有年在福州军区政治部属设的文化部中任做事，还曾当过福州军区军报《解放火线》的副主编。

然而，到了“文革”，辛有年却因“混入军内的阶层异己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军籍，打消统统职务，从福州被押往江西住“牛棚”，1970年被发配回南通，在其时的南通县石港区五窑公社砖瓦厂劳动改革。

当时，辛有年的老婆因病去世，他把大儿子严锋带在身边，3岁的小儿子严锐放在常熟妻姐家。在严锋眼里，辛有年的事情很累，“刚去时是一个很冷的冬天，父亲的事情是用手工做小煤球，供厂里的工人取暖和”，厥后，“是用大铲子把煤屑铲到土壤搅拌机里，这是轮窑制造砖瓦的第一道工序，是很累的力气活。”

严锋回想，偶然候夜里醒来，会听到父亲的叹息声，“他认为我睡着了。他一向是很顽强的人，在我眼前从来不会体现出苦闷，对四周的人也很和睦。”

“文革”前在福州的家里，辛有年曾买过5个电唱机，下放劳改的时间，他竟将此中一个剥失外壳，把机芯藏在纸板箱里带到了乡间。“还带了几张唱片，但我从来没有瞥见他听过。大概把它们带在身边，对他更多的是一种生理慰藉。”

到1976年左右，53岁的辛有年最终得到彻底昭雪。复员改成转业，完全规复本来的报酬。当构造上征询定见的时间，辛有年自动提出退休，他“想把‘文革’中失去的看书听音乐的时间补返来”。

退休手续一办完，辛有年就拿起一根扁担，用补发的人为到新华书店里买书，从今一头扎进了古典音乐和册本的天下。

从1978到1994年，辛有年独自带着两个儿子，一向住在市区解放新村，一个40多平方米，没有厨房和卫生间、两间卧房和书房混用的小屋里。1986年，63岁的辛有年，花2000多元钱买来了他终生第一台钢琴，开始自学奏琴。

父亲的选择，严锋如许了解：对付一个情绪那样富厚的心灵来说，恐怕也只有音乐才气餍足他的要求吧。

无论生存怎样艰苦，辛有年始终怀有一种对人间肯定公理的寻求，一种铭肌镂骨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在砖瓦厂改革的时间，在一个月拿23.5元“生存费”要养活三小我私家临时己的肚子也吃不饱的情形下，辛有年和本地公社养老院里的一位孤老创建了很深的友情，每每徒步好几里路去探望和帮助他。

辛有年便是那样一个极度的好人，好到音乐的水平，好到“此曲只应天上有”的水平。

上世纪八十年月中叶，颠末摰友章品镇的推举，辛有年开始为《念书》写稿，开设了《门外读乐》专栏。

幻想贝多芬的音乐响遍全城

辛有年教孙女奏琴

陪同着《念书》杂志的一纸流行，辛有年的会谈古典音乐文章影响了很多人。

在音乐资讯缺少的年月，辛有年以漂亮的笔墨转达音乐自己的优美，加之其博通文史，熟习音乐典故，笔墨之中贯穿着一种人生的通达之气，唤起了读者对音乐的憧憬之情。

《念书》杂志曾经盘货了20年来十大作者，辛有年位列其间，其他九位作者分别是：丁聪、陈四益、金克木、董鼎山、王蒙、刘小枫、费孝通、陈平原、汪丁丁。

1994年秋，《念书》才女赵丽雅特地到南通组稿，来到解放新村，登门访问辛有年。厥后，赵丽雅曾写《辛有年与Symphony》一文，对此行举行了详述。

初晤面，赵丽雅叹息，“他的言论、他的气质、他的风采，和他所热爱、所评论辩论的音乐，相差太远了”。眼前的辛有年，完满是“一个老农形象：一身褪了色的旧戎衣，包罗褪了色的军帽和褪了色的球鞋。”

严锋曾以滑稽的翰墨写道：“在辛有年的读者圈子里——一支以大门生、音乐喜好者和白领美人构成的大方步队，这些人也许甘心把辛有年想象成头戴无檐帽、嘴叼粗大雪茄的文人骚客，就像徐迟那么漂亮——对不起，让你们绝望了。”

让赵丽雅印象深刻的是，“这位今世隐者的寓所，一桌、一架、一凳、一榻，唯陋罢了。却是中间一具黑钢琴，显得过于光辉——像是陋室中的不谐和音”。

那次晤面，曙色中，主客初会。从容对谈，直到薄暮。赵丽雅为之叹息，“他彷佛不知为名也不知为利，脱俗而绝不知觉本身的脱俗。”

对付本身的音乐批评写作，辛有年曾经如许谈到，“国内喜好音乐的人，可以或许打仗的音乐资料太少了，由于我们出书的中文资料很有限。我做的事情倘使可以算是音乐遍及事情的话，便是从资料里‘批发’出来，然后本身消化消化，只管即便地‘零卖’出去。”

严锋曾经在《我的父亲辛有年》一文中，对父亲写作有过生动形貌，“他写得太费力。他总是一遍一各处修改，每改一遍就要重新认专心真地用圆珠笔重新抄写一遍”。

墨客桑克在微博上写道，“睹其笔墨，未闻乐声，即可想象音乐之美”。这是一代读者的配合影象。

2013年3月26日中午12时20分，享年90岁的辛有年老人在家因突发疾病辞世。

辛有年老人去世前，严锐用手机播放了两首作品给他听。第一首是舒伯特的《部队举行曲》，老人冲动地打起拍子来。第二首是陈歌辛的《蔷薇到处开》，老人边听边讲起陈歌辛的平生，鼓起处哼唱起来。他说：“想不到我临去世之前，还能听到这么优美的音乐。”

辛有年曾经幻想，都会里处处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

人生的一幕一幕场景，悲剧的、笑剧的、无悲无喜的，都只是平淡每每的履历，尽可化作一道长长的水，绕山而流。这正是“辛有年”指挥的“symphony”。

（本文原载于2015年1月7日《南通日报》，原题为《辛有年：此曲只应天上有》，所配部门照片由辛有年的小儿子严锐提供）